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坚持不仅纳入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也纳入了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经验（九个必须坚持）。可以说，这三个坚持具有内在统一性，不仅贯穿我国过去的改革发展，而且贯穿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全过程。
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说起
理解三个坚持的内在统一性，要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说起。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党的先进性一方面是指一个政党在思想、理论、纲领等方面所具有的优于其他政党的特质，另一方面是指一个政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所起的引领作用。党的纯洁性是指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行为等方面与党的性质、宗旨的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中提到，“党的纯洁性同党的先进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党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体现了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昭示着有些行为的出现，仅仅是因为行为本身的正确性，并不依附于一定的目的。这些行为，是自由的人和自由的组织的行为，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基础，是《资本论》描绘的“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的基础。
更进一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表现在牢记党的阶级性质这一根本基础、领导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表现为“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表现在勇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顺应历史发展必然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不是基于一定目的的“或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不能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纲领丢开不管。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有历史担当，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这既尊重了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同时奠定了三个坚持内在统一的基础。
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正如党章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都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其内容和要求，都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篇永无止境、在实践中常做常新的大文章”。可见，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品质，能够充分满足党、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这既是党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又是三个坚持实现内在统一的必要条件。
从我国社会结构和党的政治建设来看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归结为“差序格局”；金观涛将之归结为“超稳态结构”；金耀基将之归结为“自足的系统”；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则进一步将之阐释为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即关系的长久性和无选择性，并认为长久而无选择的交往模式不可能产生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结构要求不同的政党制度。
价值判断与人民立场相统一
人们的选择也并不总是遵循功利主义的原则，当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人们总是要依靠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存储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比如那些人们珍视的权利，如生命权、安全权、自由权等，是超越功利算计的；在这些权利面前，人们甚至根本不屑于去衡量和比较，而且社会越是进步，功利主义所不适用的范围也将越大（虽然功利主义的适用范围本身也在扩大；正如随着人们已知领域的扩大，未知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一样）。事实上，这一变化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价值判断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及其方法论，是超越功利主义原则的更高层次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民立场，它将使得价值的多元化取代价值的优劣性，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三个坚持就是内在统一于这样一种价值判断。
政治建设的根本性与人民利益的长久性相统一
“长久而无选择的交往模式”呼唤政党的“远见”。这种“远见”，既要有对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又要有对人民利益至上的追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正是这样一种“远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更是指出了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具体举措。这些精神和要求既是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呼应，又共同推动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三个坚持也就统一于政治建设的过程中。
从文化基因和中国道路来看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基因。正如十八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中国的未来决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
道路选择与“四个自信”相统一
世界的发展是多元化的。然而，一些人却用“婚姻模型”来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有私利，总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A对B的爱是无私的，那么A应该心甘情愿促成B嫁给比自己更优秀的C；如果A没有这么做，说明A对B的爱是有私的。然而，“婚姻模型”的观点，既是在静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又是用双重标准评判问题。一方面，按照西方经济学关于产权的解释，如果A是“优秀”的先占者，且始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自己，那么将不存在比A更优秀的C，或者A将是具有多样性的“优秀”中的一员，不能因为C的“独特优秀”而放弃A的“独特优秀”。这是道路多样性的问题。另一方面，B的需要包含两个方面——意愿和能力，随着A和C优秀程度的提升，意愿在婚姻匹配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而在影响意愿的因素中，文化又是最重要的一员。这是道路的选择问题。因此，在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不仅要选择“优秀”的道路，而且要选择“愿意”的道路；选择了“愿意”的道路，就不要因为其他道路的“独特优秀”而迟疑，要“自信”地走下去。这既是十八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发出“人不自信，谁人信之？”感叹的原因，同样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坚定“四个自信”的原因。三个坚持的内在统一就蕴含在中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
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
中国道路有其“独特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发展初期的资源要素禀赋和改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发展中存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业布局不合理、医疗资源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问题，“自信”的表现不是否定我们的道路，而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巩固稳定性；另一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以动态性维护稳定性，从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这也是三个坚持内在统一的外在表现。
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党内政治生活来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前一句看到了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后一句则是看到了组织内部建设的重要作用。
个人声誉与组织声誉相统一，党是关键
一方面，党是由全体党员组成的，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从组织的角度来说，组织“为人们的相互交往提供某种结构”。组织具有整体涌现性，即组成成员按照组织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将每个个体及其总和不具有的性质激发出来。换句话说，个体声誉的集合，能够带来和增强组织声誉；组织声誉的增强，同样能够增强个体声誉，并且产生个人独自不可能具有的声誉效果。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无数优秀共产党员的集合，涌现出“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制度决定者，党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能人”。制度决定者即“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起着决定的作用，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决定者”；而“能人”是指社会上拥有更多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源，影响力较大的成员。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制度供给一般是指制度决定者的供给，其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而是制度的个别成本和个别效益。而这些个别成本，往往由社会中的“能人”承担。因此，三个坚持的内在统一中蕴含着个人声誉与组织声誉的统一，但根本上统一于党的关键作用上。
企业家精神与主人翁意识相统一，责任是关键
企业家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放大了人们业已形成的利益最大化的观念。人们逐渐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员也不例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要有企业家精神，又要有主人翁意识，前者是引领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是坚持人民立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党员要带头积累社会信用，稳定合作预期，增加社会资本，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这也是三个坚持内在统一的一大动力。
【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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