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论”的国内表现：蜇伏与隐蔽
从言论上看，“普世价值论”在2018年表现得并不怎么活跃，但不活跃不等于销声匿迹，而是在遭到强烈批驳和抵制以及迫于意识形态加强管理的情况下，有所收敛或暂时蜇伏下来。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普世价值”已经内化成一小部分商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甚至政界人物的价值认同和思维定势。当下，他们不敢或不便像以往那样在各类论坛、讲坛上公开、频繁地宣传“普世价值”，但还是会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或者在私密场合不时地发声。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应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他们内心深处就认为，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在经济上，要搞全面私有化，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要搞三权分立，实行多党竞选制；在文化上，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行新闻自由。
从行动上看，“普世价值论”者在言论收敛的同时，行动上也更加谨慎、更加隐蔽。他们没有以前嚣张了，而是披上了各种“迷彩服”，不易被一般民众所发现，甚至直接穿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包裹“普世价值”。他们潜入校园，接近年轻学生，利用学生的激情与同情，煽动部分高校社团组织的青年学生参与到地方劳工纠纷中，故意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正常的劳工纠纷说成是“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挑起群体性事件，发酵和激化社会矛盾。他们真的是想让这些学生参与进去争取“人权”“公平”“公正”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想搞乱民心影响社会稳定，旨在让更多的人仇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普世价值论”越是蜇伏和隐蔽下来，我们越是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在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叙事风格。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普世价值”已成为我国有些人甚至党内个别同志的金科玉律，“普世价值论”的一时收敛或蜇伏与近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社会自我消解“普世价值”不无关系，与国内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就不无关系。但只要国内国际一有合适的土壤和环境，他们就会立刻起来鼓吹、宣传。要知道，苏东剧变就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成果，是所谓“普世价值”的胜利。近年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幕后支持反对派，打着所谓的“民主”旗号，追求所谓的“普世价值”，通过“和平”方式推翻这些国家原有政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赢得了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比较的优势
西方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是全人类的价值观，赋予自己的价值观以普世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西方的一种强势话语霸权。一定意义上，“普世价值”是源于西方的经验，但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把它们传播、强加于其他历史文化不同的国土。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所说，“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在亚洲并不行得通……未来，西方价值观也不可能在亚洲发挥多大作用”。其实大家都明白，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需要且能够用行动来表现的，是与每个个体民众切身相关的，并不是缥缈于空中抓不着的抽象之物。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博采众长，借鉴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的积极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激励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引领新时代社会风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从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于西方价值观，并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在解构中推进世界民主政治格局的重塑。
俗话说，非文无以弘道。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没有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尤其是价值观话语体系，以致在一些领域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历史性进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国内外对我国的政治、理论、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全党全国人民的“四个自信”越来越坚定。这些都为我们拒绝西方“普世价值”话语霸权，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话语体系既必须又正当时。一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我们业已积累了丰富的价值观话语资源，这些资源能够提供构建超越西方“普世价值”话语体系的素材。二是相对西方在发展中形成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构建正在实践中由自在转向自为。三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普世价值”不断地冲击中国，在各种敌对势力内外联动的鼓动与宣传下，影响甚广甚远，“普世价值”被国内不少人奉为圭臬。四是2008年以来，在西方民主不断陷入困境、遭遇重重危机的同时，西方“普世价值”正在走下“神坛”。五是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世界各国对我国发展成就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我们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自信。
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研判：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赢得了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比较的优势，构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称的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构建自己的价值观话语体系。但是，立必须破，这需要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破除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的垄断，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话语体系，提升我们的话语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新华网，2015年11月30日。
②《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莫把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新华网，2016年3月30日。
④刘书林：《“普世价值”问题出现的过程、原因及实质》，《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⑤冯虞章：《“普世价值”问题研究八人谈——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⑥伍志燕、权珊珊：《“普世价值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比较》，《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