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总题为《特级教师：练好“死记硬背”童子功是学好语文最简单的方法！》的长文，题下语告诉我们：“国内语文界三位从教数十年的著名特级教师对此的观点惊人相似：学语文，就是要记！要背！语文学习的规律本是‘死去活来’，练好‘死记硬背’的童子功是学好语文的不二法门。”题下语后依次转发了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的三位国内著名特级教师的三篇文章。读了这三篇大作后，我这个退休的语文教师很为孩子们和语文教育担忧。现仅就从事小学、中学基础教育的两位老师分别写的《学语文最简单的方法》和《学语文就是要死记硬背》这两篇文章，谈谈我对“死记硬背”担忧的三点理由。
“死记硬背”对孩子是伤害
任教小学的那位特级老师说他自己读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学习毛主席诗词《浪淘沙·北戴河》，只是机械将诗词背下来，并不理解其中意境。直至一个偶然去北戴河旅游的机会，突逢大雨，在滂沱大雨中，他想起了《浪淘沙·北戴河》，此时，他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我们的事业，不正如那无边的大海，雄伟壮观，气势磅礴，是历史上任何‘英雄人物’的功绩所不可比拟的吗！”这里不说那位老师最终领悟的是否是《北戴河》的真正意蕴，仅从他学习《浪淘沙·北戴河》这种经历来看，死记硬背实在不值得肯定。《浪淘沙·北戴河》只要教师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的写作背景并作一些解释，六年级学生是不难理解的。而当时他因为死记硬背，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不断反刍，不断融会”，还是对它仍茫然无知，待到去北戴河旅游，又恰逢滂沱大雨，“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这不反证出，若他不去北戴河，或去了没下大雨，尤其是像边远山区的孩子，从没见过大海大江，他们对死记硬背下的《北戴河》竟不成了永远堵在头脑中的沙团茅塞，无法顿开大悟？一般到了六年级的学生，对那些完全不理解的诗文，他若是没有兴趣去背，强迫他背，必定会极大地挫伤他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长此以往，他可能就根本不想学语文了。
那位老师对语文教学“讲风”，对一问一答的“启发”式教风，也都很反感，自说他上语文课就是叫学生多背书，少讲少做题。我想，当年他的语文老师对《浪淘沙·北戴河》若能作些讲解，或者让他看看雨天的海景图片，也会比叫他死记硬背要强得多。如果他听后看后还能对老师的讲解对那图片的印象不断反刍不断融会，他必定会自觉而愉悦地阅读背颂《浪淘沙·北戴河》，以至一旦见了类似的海景，或许还能兴奋激动起来，涌出一股写作的激情，也能抒写出类似《观沧海》《浪淘沙》内容的诗文。
死记硬背的“书袋子”难写出出色的文章
在中学任教的那位老师说：“创造性是怎么来的呢？因为看得多了、做得多了，以后才会有创造。平时大量的阅读、大量的记忆非常重要……当你写文章用词的时候，这些东西自己就会跳出来了”“写文章也是‘创造’，本来没有这篇文章，现在创造出来，你怎么创造出来？因为看得多，记得多，词语掌握多了才写得出来，谁创造得好就是因为他积累得多。所以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这位老师上述写文章的写法，可能是那些“死记硬背”了许多诗文者写文章的实情。可是，这能叫做写文章吗？这能写出好文章吗？这不过是把死记硬背食而不化装进“书袋子”里的东西翻出来拼凑一番而巳，这无异于先前所谓的剪刀加浆糊粘贴而成的“文章”，也无异于抄袭。这与创造和文学创作挨不上边。这似乎写文章不需阅历、感情、形象思维、想象联想等，只要背了文章就能写作和创作，这显然是对学生学习写作的误导。
我50多年前中文系的同学中和我任教30多年的学生中，有许多位作家、记者、编辑，他们创作丰厚，获奖很多，但我的同学和学生中死记硬背诗文的“书袋子”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写手”。其中有位中学同学背功特别优异，他后来当了行政干部，讲话作报告，引经据典，古今名言佳句脱口而出，听者无不赞叹，但他现年过古稀，我一直没见他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
私塾和书院重在讲学，不是“死记硬背”
提倡死记硬背的名师们往往还喜欢用先前的私塾和书院作论据，论证死记硬背是最有效的传统教育，如上面说的第一位老师，他说：“在书院和私塾里，教师有声、有色、有情、有韵的范读后，便要求学生微闭双眼，轻声吟诵，要读出文气，读出感情，并且当堂背诵，下次上新课前，还要检查学生旧课背诵情况，背得不熟不开课。”在这位老师笔下，私塾和书院的课堂，似乎只有先生的范读和学生照背。这与私塾和书院的讲学不相符的。对此，本文想侧重对书院讲学传统的评改式教学法予以介绍和推崇。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离我家不远处还有明朝理学家刘元卿创办的闻名遐迩的复礼书院。私塾书院先生们“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对学生将死记硬背生吞活剥书上美言佳句写出的文章，绝不赞许。他们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他们讲学分为读、讲、评、改四步。读，即先生范读，学生跟学和背诵；讲，讲法多是设疑解惑，先生按照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上进”（朱熹语）的认知规律，根据学生的心理、认知能力和水平预设问题，用现今所谓的启发式、问答式讲解课文。对刚发蒙和识字不多的学生，只读和讲，如发蒙学生第一课读的“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先生带读学生背诵后，先生对孔夫子予以简介，对“化”字进行解释，传道，教化“小生”们以七十贤士为榜样。而对水平较高的学生，则讲、评、改结合进行。先生讲解一般诗文，以至师生在外同行，所见的对联、碑文等，都会辨证地全面地评析，既赏析其优美，又不讳言其不足之处，然后坦然地把自己对其修改或加工升华的己见讲给学生听。面评学生自写的文章，则全是用这评改式的方法。私塾和书院的先生，与时俱进，清末后连四书五经也敢指摘评改。从唐人“推”“敲”一类的一字之师的美谈中，我们更可想见我国古代读书人对诗文评改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很值得继承和发扬。
评改式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明晰文章的妍媸美丑，省悟文章应该怎样写和不应该怎样写，快速地提高读写能力，还能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异议、求真务实等能力和胆识。它教人学真求真做真人，教书育人两全其美。这教法远比那种按着统一发下的教参，照本宣科的填鸭式和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教法高明高效得多。
这教法，深得后来的教育家的赞许和推崇。从陶行知的教人学真求真、知行合一，到近年王旭明的要教学生“说真话，写真文，做真人”，都与这传统的评改式教学相承相通的。评改式读写教学是真教语文、教真语文。这真还要求教者必须认真研读教材，要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上世纪50年代初叶圣陶、吕叔湘、朱德熙等语文大家，为快速提高当时的文化学员的读写能力，就是应用这评改式读写教学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收效。他们把各自的教学手记合编在《文章评改》一书中。这是我读中学时印象最深，对我的读写得益最大的一本书。
我因受了书院讲学和《文章评改》的影响和启迪，对于课文中的错谬弊病，虽有所忌讳，但还是在我的课堂上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从1990年开始我多次指摘评改课文中的弊病，并于2014年9月出版了拙著《朱龙云讲语文——语文错谬指摘》。拙文使许多读者感到惊异，有位网名“老而有悟”的退休教师坦言：“我是个退休语文教师，我从未怀疑课文，此文中例举的病句病文的错谬糟粕，令我惊心而内疚，我任教时全当成精华汲取，积存，传授，以讹传讹，贻误贻害了多届学生。”这位老而有悟的老师能这样正视和反思自己，可敬可嘉。从未怀疑课文的教师必定为数不少，叫他们去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诗文，以至背弊病错谬甚多的诗文，能教好书育好人吗？
教语文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要搞好语文教育不应在学生的“背”上加压，而应在教者的“教”字上下功夫，教师应有敬业精神，努力提高教的本领，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教好每节课，切不可把自己的责任推在学生的“背”上，更不能认为教师只要在“范读”上下功夫，就是教好语文的“不二法门”。殊不知先前的学生，不远千里负箧奔赴书院求学的原因，是慕书院有高明的善讲学的“名师”而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