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于北京举办的第20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他对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一话题谈了他的看法和观点。
现在就是要深度学习，制度也要deep learning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朋友了，在你参与论坛的十余年中，你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哪些调整？
郑永年：其实，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为了中国开放的需要而创设的。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对外开放经历了4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请进来”。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很穷，资本高度短缺，为了发展经济，我们请外国资本来。当然最主要是华侨资本，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新加坡。“请进来”是单边开放，那时候，中国对外面也没有开放要求，我们也没有能力“走出去”。
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外资真正开始进入中国，所以20世纪90年代是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当时，为了加入WTO，我们的口号就叫接轨。接轨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来符合国际标准。接轨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飞速上升，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上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马上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化为资本国，开始有剩余资本了。
有了资本剩余，我们就要走出去。这与其他国家都一样，资本剩余了，一定要走出去。所以从21世纪初开始，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走出去”。
现在又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进入改革开放的第四阶段，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环境方面，中共十八大以后，经济进入新常态，但是经济增长、发展还是硬道理，我们不追求以前的高增长，但是我们要维持一个中速增长，同时，我们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国际环境变化了。
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们怎么继续发展。如果之前的开放、学习是初步学习的话，现在就是要深度学习，制度也要deep learning,把人家好的东西学过来。
深度学习，双向开放，我们就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这是双向的。
现在好多人说我们要二次加入WTO，这是错误的观念。第一次加入WTO，我们是通过接轨来接受WTO规则。现在WTO本身都在变化了，我们以前是接受规则，现在要参与制定规则。这也是新的开放政策的内容，不只是被动的角色了，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也期待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不是一股独大，要跟美国合作，跟欧盟合作，跟日本合作，跟所有的国家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雁阵效应
《中国经济周刊》：你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你认为，建设大湾区与中国之前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何区别？
郑永年：区别很多，如果要找出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制度创新。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其他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下的不同调配，只能产生物理反应。在大湾区，我们“一国两制”，有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资本主义制度，它通过不同制度的调适，能产生一种新的化学反应，这是根本的不同。
《中国经济周刊》：站在新加坡或者东盟的视角，当地人怎样看待中国的大湾区建设？
郑永年： 刚开始也需要给别人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是1996年来到新加坡，在中国刚加入WTO的时候，那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害怕中国市场那么大，西方资本可能都跑到中国去了，不投资在当地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因为中国跟东南亚的经济是互补的，不是只有竞争关系。大湾区也一样。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也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跟中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所以发展大湾区，对东南亚国家也是很大的机会。
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有些企业会去东南亚，但同时中国大湾区是高素质平台，会有优质资本留下来。这样整个亚洲就会形成产业链，互相之间是不矛盾的。
《中国经济周刊》：会以中国大湾区为首，形成一个新的雁阵？
郑永年：对，而且在雁阵里，大湾区本身在中国内部也是一个雁阵，从大湾区往北走，一个体制创新的雁阵。
“不要怕争议，争议总会有的”
《中国经济周刊》：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争议。对此，你如何看？
郑永年： 不要怕争议，争议总会有的。外国资本到中国来，也会有争议，而且还非常多。中国资本走出去也有争议，但不要把商业上、企业层面的争议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去。西方一些人的毛病就是习惯将本来很正常的事情提高到某某主义、某某意识形态。
像“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我们是做补充，我们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不是要取代亚行。西方一部分人，中国走到哪里，他们骂到哪里，但他们自己不去建设。因为只有中国现在才有这个能力和热情，华尔街对基础设施建设不感兴趣，他们喜欢金融、互联网这类能赚大钱、赚快钱的，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是long term investment。
所以西方肯定会一直骂、一直批评的，但他们自己不会去建设。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大部分国家认可，得到实惠了，那么欧美一些声音，随便他说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所以民众养成大国心态也是很重要的。
郑永年：大国国民一定要有大国国民的心态，不能人家骂你几句就马上还回去。不应当这样，我们要调整心态。
中国国民的心态要稳，中国现在主要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在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走出去才能可持续。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将会有不少主场外交，如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你有哪些关注？
郑永年：我乐于见到这些主场外交成为常态，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开放，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论坛、主场外交。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当有一天这些事件不是新闻，是常态了，那才是正常的。
所以说，老百姓一定要有大国的国民心态，没有大国国民性，支撑不了大国地位。看看欧洲衰落得这么严重，但是他的国民还是大国心态。国民有格局，国家才能有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