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构成：
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5020份，样本有效率91.27%。
男性受访者占58.53%，女性占41.47%。
年龄构成：18岁以下的受访者占8.07%；18-39岁占79.28%；40-59岁占11.63%；60岁及以上占1.02%。
学历构成：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5.88%；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占25.63%；大专占28.33%；本科占33.35%；研究生及以上占6.81%。
就业状态：在职工作的受访者占63.75%；全日制学生占16.55%；非固定工作的占4.76%；一直无工作或失业的受访群体占7.57%；其他占7.37%。
月收入构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受访者占10.32%；2001-5000元占27.49%；5001-8000元占33.96%；8001-12000元占18.51%；12001-15000元占6.11%；15001元以上占3.61%；
户籍情况：以日常所在地为区分，户籍为本地城市的受访者占55.16%；本地农村占28.88%；外地城市占10.38%；外地农村占5.58%。
重要发现：
·整体而言，尽管体现冲突、对抗、不和谐的“负面题材”受到较多关注，公众自身仍然表现出良好的温暖姿态。
·我国公众的社会温度指数得分水平较高，个体效能感的高低可能是导致公众的社会疏离体验差异的重要因素，过高的效能感可能会带来“假性温暖”。
·社会冷漠水平越高，个体的温暖程度就越低，这种情况下个体会采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否认自己的责任。但是，社会温暖过高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温暖程度偏高（即疏离程度偏低）的个体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来否认自己的责任。
·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温暖程度存在差异，进城务工人员的温暖程度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从而出现温暖程度的分离效应。
·社会冷漠产生和滋长于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应从道德文化建设、法律保障、舆论引导等多方面入手应对社会冷漠，尤其要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建设。
社会冷漠或者社会疏离，主要反映出个体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其他人的情感疏远、人际关系淡漠，甚至对自己都具有陌生感。当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己的各种关系网络，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支配、控制，从而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可控制感、无意义感、社会（自我）疏离感等消极的情感。冷漠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一种可辨识度极高的标签。此外，对于处理这些事件且需要直接面对和回应公众的有关部门，还存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这更是一种不把群众放心上、漠视规章制度和懈怠职责的冷漠。以上种种现象经过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传播和不断发酵，会导致消极情绪滋生蔓延，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将会遭受到巨大冲击，不仅不利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也有悖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为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价值引导以消散民众社会冷漠现象，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对公众4个领域（自我、人际、家庭、工作）的效能感知、价值排序和行为取向进行深度调查，对当前公众的疏离状态以及冷漠现象的产生原因、危害进行分析，并针对如何规制和消散公众社会冷漠现象提出尝试性解决途径。
尽管体现冲突、对抗、不和谐的“负面题材”受到较多关注，公众自身仍然表现出良好的温暖姿态
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温度指数得分总体较高，公众表现出良好的社会温暖态度。本次调查通过逆向的评分处理方式（得分越低，代表冷漠度越高；一般而言，公众的得分分布通常在60-90分的区间之内较为合理，低于60分，说明个体对社会的疏离程度高；而高于90分，则表现为“假性温暖”，即感觉很热情，但其实并不利于增加人际交往的可能性）来衡量公众的社会冷漠状况。本次调查发现，社会温度得分为88.09分（百分制）。同时，当被问及“根据您的经历和感受对当前的社会凝聚状况做一个整体的评估，您认为当前的生活温度有多高”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高达9.61分（十分制）。
调查结果充分表明，当前我国公众表现出良好的社会温暖态度。这种温暖的姿态还体现在对社会的强烈归属和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例如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更加认同“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我们社会里成功成才的渠道有很多”（认同比例为86.6%），“我们的社会有很多有价值的目标值得去追求”（认同比例为86.5%），“从自我做起，我相信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社会就会有所改善”（认同比例为86.7%）。
疏离感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个体效能感的差异
调查发现，公众在各种情景中都能很好的感受到自我价值（认同指数为88.46，见图1）。认同感是社会温暖指数的核心指标，只有公众对自我和社会的认同感提高，才会增加公众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公众的效能感差异可能对冷漠指数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例如，在温暖感知的情景分布当中，自我感知不仅得分高，而且也是最具有解释力的情景领域。这说明自我（个体）的效能感是社会疏离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对照性参数。
社会温暖过高带来的影响：个体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来否认自己的责任
调查发现，社会温暖指数得分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周围的人都对自我保持极高的关注度。通过比较分析社会温暖指数的高分人群和低分人群，我们发现高分人群更倾向于认同“最能令人兴奋的是自己的幻想”，并且更不愿意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甚至对于“那些参加充满危险和戏剧性的示威的人值得别人羡慕”也具有较高的赞同程度。究其原因，高分组的社会温暖指数群体对自己更加关注，因此会比较倾向于不被定义所束缚，使得对自己的效能感超过一般水准，加上社会的转型以及各种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个性出现无序的彰显。这种无序一方面会加剧个体的自我疏离感，另一方面也会让个体更加关注一些对自我进行“强制性”牵引的人物形象和现象的关注，例如以“咪蒙”为代表的公众号，曾经以其具体的、夸张的表达方式吸引了大批用户和关注群体。但是，这种具体的牵引除了会带来更大的困惑之外，还会使个体以更加隐晦的方式来否认自己的责任。而当个体肯定自我的行为责任感，并承认自己遇到的困境和困难，这样反而有助于增加和其他人交往的可能性。
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温暖程度差异
女性的社会温暖程度要高于男性。男性的社会温暖程度（87.14分）要显著低于女性（89.20）的社会温暖程度，统计结果表明，两者的差距达到了显著水平。在自我、家庭、人际与工作温暖这四个维度上，性别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水平，男性得分低于女性得分。即男性比女性更加偏向冷漠/疏离这一侧。
年龄差异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为方便比较，我们将调查对象的年龄分成18岁以下、18-39岁、40-59岁、60岁及以上4个年龄段。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公众的温暖程度也得到增加（F=21.5，P<0.01）。在自我、家庭、人际、工作维度上年龄都有显著差异。研究者将教育程度分为初中级以下、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四个分类。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F=22.23，p<0.01），不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温暖程度有显著性的差异。如图4所示。整体上受教育程度越高，温暖程度也越高。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学历越高的受访者，体验到的效能感越高，即对自我能力有积极评价，而过高的分数通常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学历越高，人越冷漠”的说法，可能源自过于强烈的自我关注，导致不利于增加和其他人交往的可能性。
进城务工人员的温暖程度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出现温暖程度的分离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产生了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居民三者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他们之间的和谐感受有助于了解不同生活方式人群之间的温暖感差异。具体到某个区域而言，城镇居民受访者比农村居民受访者更能感知到社会温暖，外地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冷漠感则最高。三类人群的温暖感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城镇居民（90.04分）、农村居民（85.93分）和进城务工人员（78.74分）。进城务工人员作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特殊过渡性群体，其社会疏离的感知程度应介于二者之间，但结果表明，其温暖程度最低，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数（88.09分）。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分离效应”。
进一步比较进城务工人员的户籍状态，我们发现，户籍地来自城镇的务工人员的温暖程度略高于本地的农村居民，但是相差不大（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根据自我、家庭、人际、工作领域的温暖得分发现，本地城镇居民的温暖程度最高，外地农村户籍的务工人员最低，外地城镇户籍的务工人员和本地的农村居民温暖程度得分相当。
社会冷漠产生和滋长于社会客观存在
社会冷漠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因此，当前的社会环境等客观现实决定了社会冷漠的产生与滋长。首先是现代性的冲击，快节奏的城镇生活，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原先的城乡居民都会更强调自我选择、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更加注重自我，看重不被那些定义（例如，传统的家庭人伦等有价值的东西）所束缚带来的快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家庭人伦等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农民进城的大迁徙中受到了冲击。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引导人们更加注重修养品德、保持良知、增强爱心，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关爱和帮助。其次是随着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多数公众陷入社交网络无法自拔，聊天软件里谈天说地、游戏组队中称兄道弟，然而现实中却频繁卡机，致使人际交往能力逐渐弱化。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发展同样带来自我个性的无序彰显，对于自我的积极有效引导可能会造成混乱。再次，转型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生活在陌生与熟悉的情感交织空间里。与熟人社会的环境不同，转型社会中“上班同事，下班转身为路人”“互为邻居却不认识”等情况比比皆是，彼此之间在缺失信任感和缺少存在感的背景下，更多倾向于保护隐私和维持个人私密空间。最后，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等途径，与“社会冷漠”相关的事件被夸大，冷漠情绪被放大，“蔡格尼克效应”的存在会使得这种情绪继续蔓延，而引发更大的集聚效应，最终误导公众，让大家认为自己似乎已经生活在“人人自危”的环境当中，对于突发危机事件常常采取消极的、回避自我责任的态度。
多措并举积极应对社会冷漠
重视道德文化和观念建设，培养公众社会责任意识
当前我国公众的社会冷漠主要表现为责任缺位或不到位，社会温暖意识和行动相背离，缺乏热情和动力，社会参与度低等。因此，培养并提高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是应对社会冷漠的重要举措。本次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选择了通过“道德文化和观念建设”来加强公众的责任意识。如65.1%的受访者认同“重视道德教育”，约55%的受访者选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糟粕文化”。
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为行善等社会温暖行为兜底
本次调查发现有7.1%的受访者是“被恐惧包围的演说家”，当遇到社会危机或者需要援助时，他们往往想提供援手，却又踟蹰不前。进一步调查显示，这类人群通常会考虑到救助后是否会陷入纠纷。这些年，各地频频上演因街头扶老、救人而陷入赔偿的案例，并且由于缺乏足够证据，现场难以还原，大多都是各自承担责任，从而导致“扶不起、救不起”逐渐演化成社会问题。本次调查数据显示，56.2%的受访群众认为要“完善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
加强舆论正向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首发舆论平台，是发表社会公共话语的重要空间。因此，公众对社会冷漠的认知大多也来自于互联网，不可否认的确有部分网络媒体或者自媒体为了获得关注度，在某些时候往往会重新构建事件，如2018年12月一段“老太太‘专业碰瓷’”的视频被广泛转发，实则是发布视频者断章取义，并不存在碰瓷。对此，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53.8%的受访者提倡“加强舆论正向引导，净化网络环境”。
媒体报道“社会冷漠”现象，首先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媒体报道社会冷漠时应该秉持真实、客观、全面的观点和视角，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镜面映射，媒体不仅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还是唤醒社会良知和引导舆论走向的社会公器，因此，媒体必须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时刻传递真实信息、引导社会向善，既要充当惩恶扬善的角色，又要及时引导大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关注并促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建设
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温暖程度既低于农村居民，也低于城镇居民。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大约为2.6亿人。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不是单方面推动城镇化建设，而是追求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千方百计让进城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稳定地工作生活，让孩子能进城的随着进城，从而解决留守问题。同时，也要让留在农村的老年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归宿、感受到温暖。此外，从进城务工人员自身的角度来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积极的心态融入其所在地区的生活，也可以减少他们的社会冷漠水平。
缩小贫富差距，打好构建道德社会的经济基础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如何应对社会冷漠，48.7%的受访者选择“进一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在重视道德建设的同时，也要消除道德滑坡的根源，缩小贫富差距，重视收入分配结构的再调整。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水平建设，短期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精准扶贫、扩大就业等方法来增加低阶层民众的收入，从而提升民众的心理和谐水平；从长期来看，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有助于降低低收入阶层民众的比例，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温暖水平。
(报告还对社会温暖程度差异、进城务工人员的分离效应、多措并举应对社会冷漠等内容进行了调查研究，因版面承载内容所限，仅在此呈现部分内容，获取本报告完整版，可与《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联系。)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陈 琳 王礼鹏，人民智库高级研究员 于 飞】
责编：李 懿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