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图像、语音、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无人驾驶、机器人甚至围棋和游戏等众多领域都有显著的进展。这些进展让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及热衷于投资人工智能的资本看到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价值和紧迫性。于是，资本的逐利性和技术对资金的依赖性导致了在这一波热潮中，既有的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有了明显增加的资金注入，而独角兽公司的快速成长也与海量的资金投入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有了资金的支持，大量原本在学界从事人工智能相关基础研究的优秀科研人员也被吸引到产业界。可以看到，有科技巨头、优秀科研人员和巨量资本支持的“超级权力”，如国外的Google、微软、国内的BAT以及少数几个独角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执牛耳，甚至期望能独霸一方。
从正的方面来看，超级权力的形成促进了应用级的技术革新，让民众切身感受到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近年来我国高铁、机场各种人脸识别系统的快速普及、停车收费系统的自动程度显著提高、手机支付对传统金融交易方式的全方位替代等现象，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明显的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人工智能这一波热潮带来的获得感十分明显。
如果从共性来看，这些进展源自人工智能在相关技术方面的成熟化，或者至多只有少量技术上的难点、但不影响其形成实用级的产品，如安防相关的产品。在形成衍生品上，也不需要做根本性的变革，就能快速形成产品，如与人脸识别相关的应用。因此，通过超级权力推动这些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会更快速和方便。并且，超级权力的形成也可以保证有足够财力去研发一些成本昂贵的前沿领域，如无人驾驶、智能城市等。同时，优势人才的集中也有利于攻坚那些需要依赖大团队才能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大飞机的研制。这些无疑都是超级权力可以带来的好处。
但是，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有正的影响，必然就有负的一面。从超级权力本身来看，出于对公司运营的需要和对资本的负责，超级权力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吸引眼球、能帮助公司快速增值或提升估值的研究。出于这一考虑，在技术发展方面，超级权力更偏好确定的、风险小的、短期内易于见到成果的研究或应用。从获得感来看，超级权力也会倾向于保护一些已成熟但可能影响现有产品市场销量的某些新技术新方法，这便会导致获得感的滞后。
从对生态环境来看，它也会影响小型企业的良序发展。这种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被超级权力牵着鼻子走，按超级权力制定的游戏规则来评估新兴企业的价值和进行随后的融资。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资本可能会根据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估。另一方面是对小型企业在技术和科研空间的挤压。举例来说，小企业花费了很大比例的企业资金形成的研究成果，可能很快就被超级权力通过人才优势复制，再加上又缺乏超级权力拥有的市场份额，结果，小企业投入的研发成果就无法从市场收回成本或赢利，因此，小企业很有可能不愿意花太多经费来支持这类研究或应用。这间接又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全方位和多样性发展。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还存在不少难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些甚至还不太清楚合理的技术路线或理论是什么。比如常识智能的模仿和学习，对人类在顿悟、灵感以及脑区的活动机理理解上，都还缺乏根本性的突破，人工智能甚至对宠物狗的情感研究都还一筹莫展。这些，也不是超级权力愿意花时间和财力去触及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2月14日《自然》杂志刊发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与西北大学的吴等一项关于科技突破与团队大小的研究论文。他们在分析了1954—2014年期间的超过6500万篇论文、专利和软件后，发现“大的团队更多地是在成熟的前沿领域形成增量式的成果，而小团队和独立科学家则倾向于在可以形成新观点和机会的、不成熟的前沿领域形成颠覆性创新”。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产业界。
因此，要实现超级权力、小企业和学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和应用上的平衡和形成多样性的成果产出，一方面可以多依靠超级权力在大的、相对成熟的技术方面持续发力，让公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对小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在人工智能或相关领域从事研究和应用，保证其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此外，对学校予以长期的科研经费支持，比如对学校科研人员意义重大、能提供稳定科研经费支持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保证他们能在相对不成熟的、需要5至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效的前沿领域里进行自由探索。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蔡圣楠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