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延续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这种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造成房地产投资的结构性过剩和巨大的宏观杠杆率，形成了新兴制造业和民营小微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政府继续坚持对于房地产产业的调节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的基本前提是，让市场机制在投资品市场、基础设施产业和资金市场里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外向型经济 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从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9%以上。正如一个人成长必定伴随其身体结构发生变化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转型和升级。而产业结构的变化、转型和升级又必然带来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增长。当然，中国经济增长并不会完全自动地发生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和升级，有时市场机制在调整产业结构变化时会发生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和升级，以此推动经济成长和发展走上新的、更高的台阶。
从1978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且在这三个阶段之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与增长方式都有所不同。因此，经济增长所伴随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也是有所不同的。只有当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结合比较好地缓和了产业转型的压力时，中国经济才能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
1978—1992年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转型
第一个增长时期是1978—1992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1978年后开始的农村改革、1985年开始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80年代初以特区为主要标志的对外开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显著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剩余农村劳动力开始成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城市服务业和制造业转移，这才正式启动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结构转变。1985年开始的城市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企业经营权责任制的推广，让国有企业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投资自主权，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计划外按市场需要进行投资布局，这就从供给侧启动了工业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外资企业进入特区开展经营，使中国经济结构开始注入国际产业升级的元素和网络节点，中国产业结构开始接触全球化的压力。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这主要表现为，为了解决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中央决策层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对轻工业实施了原材料供应、挖潜改造、基建投资等“六个优先”的产业政策。
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与市场主体（国企与农民）自主选择相结合所引发的产业转型，导致了两个重要的结构变化：一是轻工业在工业产值（按1980年价格计算）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从1980年的47%上升到1985年的49.6%；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乡镇企业，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约有2000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涌入城市。以至1993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2亿人，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
然而，上世纪80至9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技术结构和基础设施布局这些关系到供给侧长远能力的结构调整。因此，当时快速增长的经济很快遇到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从那时中央对于轻工业优先发展“六个优先”的产业政策可以看出，原材料供应、挖潜改造资源、基建投资资源、信贷资源、外汇供应和引进技术资源、交通运输资源，在当时都是短缺的。
1993—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向型经济中的结构问题
第二个增长时期是1993—2007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特征：一是高度重视对于制约经济增长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瓶颈的消除；二是注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有了大的提升，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在1993—2007年期间都有长足的进步。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增长率在1994年、1995年分别达到33.4%和32.7%，是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从2003年至2008年（除2007年外），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每年都超过20%，是经济增长率的2倍以上。高速公路长度从1988年开始建的100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6万公里以上，然后到2017年又延伸到12万公里以上。从2005年起，中国基本上消除了电力短缺、拉闸让电、“关四开三”的现象。正是在1993—2007年间的硬件、软件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才改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这以后，中国经济再遇到的产业结构或经济结构问题，就不再以“短缺”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产能过剩”的形式出现了。
1993—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是外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个比较粗放的对外开放阶段。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就达4480亿美元，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万家，在这些外商企业里就业人员达1800万人。到2002年，合资和独资企业出口值占全国出口交货值的40%。而外商直接投资的70%落在中国的制造业。2004年底，就全国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数据（FDI）企业的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比率已为64%，其中港澳台资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17.8%，另外的46.2%的中国总出口是由非港台的外资企业提供的。这表明FDI显然是出口导向的。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明显的“学习效应”：
产品结构显著提升。从出口品结构来看，由于出口导向，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升级。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6年）提供的数据，1980年，在全部出口品价值里，初级产品的占比为50.3%，工业制成品的占比为49.7%；到2014年，初级产品价值只占全部出口品价值的4.9%，而工业制成品价值占比则上升至95.19%。在工业制成品中，产品结构也大有改善：原材料加工的制成品占全部出口价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22.09%下降为2014年的17.09%，而代表制造业技术能力的机械和设备品占总出口价值之比重则从1980年的4.65%上升至2014年的45.7%。现在，机械和设备品出口已经达总出口价值的一半左右。
出口导向的经济提升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度量主要体现在如何发挥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上，中国经济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有利于发挥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比较优势。从上世纪80—90年代始，企业逐渐获得了出口自主权。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了企业出口登记备案制，出口权基本上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手里，出口企业实际上都是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出口什么、出口多少。这样一来，也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认识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由此导致市场引导的中国产业布局的调整，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以中国特定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与世界同种产品出口比重之比作为“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指标，则目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指标大体为4。
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提高了中国产业体系整体的规模效应。中国大进大出，在新一轮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中，凭借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与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全面系统地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全面的制造业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家。这既是外向型经济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规模效应的体现。
1993—2007这15年里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产品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体系规模升级，不但没有造成由于产业转变通常必须付出的“破坏性毁灭”所导致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而且从总体上带来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15年的发展时期内，中国的出口年增长率有10年是超过20%的。GDP从1993年35333.9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65810.3亿元，扩大了7.52倍。然而，快速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存在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性上升没有带来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中地位的上升。外商经营的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这些加工贸易产品由于其在发达国家总部的设计使其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有较大提升，但是这些技术复杂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分布于全球的，其落在我国加工段内的价值含量在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低端。比如，截止到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价值里的国内附加值大约为44%，而中国非加工贸易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则高达90%以上。
第二个问题是外向型的经济对于资源（土地、劳动力）的粗放占用，大大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给中国经济的自然承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1990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里，煤炭消费占到76.2%；到2002年，这一比率仍然达65.6%。直到2018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才首次降到60%以下。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在2002年是23%。能源消费结构的现状会从根本上制约我们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由于快速的出口导向和工业化，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快速上涨。从上世纪末以来至今，我们制造业的每小时劳动力成本已经上涨10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比较优势大幅度下降，比较优势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要求我们将出口产品结构做进一步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依靠外向型发展并且主要依靠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客观上也会产生对于世界市场需求的依赖。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就可能面临大的风险。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随后的世界经济萧条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要求我们对经济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将重心转向内需。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特征与新的结构问题
2008—2018年这10余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引擎逐步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但启动内需引擎，主要靠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加和居民投资即居民对房地产资产投资需求的上升，这才支撑起中国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这11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率大幅度上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率一直是上升的。这个比率在1980年代初是19%左右，没有超过20%。后来到1980年代中期，该比率达到25%。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就稳步上升至31%—35%之间。进入新世纪，在2004—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率达到了47.39%。2008年以来，该比率一直在50%以上。到2009年，达到64%。从2013年至2017年，一直处于74%—79%之间。纵观这30多年的变化趋势，我们可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的比率每隔十年增加10个百分点，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趋势。
二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里，房地产投资占比在目前是25%左右。从1995—2008年间，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大体在20%以内，但从2010年以来，这个占比就上升至25%。与此同时，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相对比率）也从1995年的3.8%上升至2008年的4.6%，然后在2015—2017年达到6.10%—6.50%之间。
三是政府财政里的基建投资支出占全社会基建投资资金额的比重在最近十几年里有上升趋势。根据Wind数据与CEIC数据，在电力、燃气、水产业里，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2004年的4.5%上升至2017年的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该比重从2003年的12.3%上升至2017年的17%；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里，政府投资占全部投资资金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2.8%上升至2017年的18.6%。
这11年里经济增长方式的上述变化引发了新的结构问题：
第一，投资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政府引导的基建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加上由家庭投资需求（主要是房地产资产的持有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会在资金配置上形成比较高的杠杆率。在1993—2008年间外向型经济发展时对于资金、信贷的需求模式与现在不同，那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多是贸易信贷，“两头在外”，国内生产环节占用的资金比率还是相对较低的，所以企业不大会导致高的杠杆率。现在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大都是耐用品投资，生产周期长，并且产品的使用周期或消费生命期也较长。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信贷和居民购房信贷，在银行资产中占有相当的比率。这样，随着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内向转型，宏观的杠杆率也相应上升。通常度量宏观杠杆率的指标是两个：M2/GDP与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我们根据Wind数据发现，在2008年以前，中国的这两个宏观杠杆率都不到150%，只有个别年份在150%—160%之间；但是，在2008—2016年之间，M2/GDP逐渐达到200%，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在2016年达到260%。这两个宏观杠杆率的走高，与经济结构偏向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有着内在联系。
第二，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也会造成资源和资金在产业之间的错误配置。当房地产需求扩张与信贷扩张互动造成房价上升时，会刺激房地产开发商过度投资，并且房地产开发过热又会带动相关水泥、钢材、木材等原材料产业的生产和投资过热，而这种过热会积累相当一批房产库存，并且引发其他产业的产能过剩。过剩发生时，人们会重新评估房产的价值，当房产价值估算可能下降时，客观上会使资金从房地产产业撤出来。这就为市场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提供了机会。这种产业转型和调整机会是需要资金市场价格变化配合的，需要资金利率适当下降，以引导资金从房地产产业转移到新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且鼓励小微企业投资。可是，这几年里，尽管政府管制的名义利率没有上升，但是由于CPI持续走低，实际利率水平在实践中并没有走低，反而由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渠道不畅而层层走高，这客观上导致了对于非房地产实体经济的投资不足，形成了房地产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错误配置。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在最近10年里偏重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尤其是政府在基建投资中参与比率的上升，引起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上升。政府债务率一般是用“债务余额/GDP”来度量的。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总债务率在1995年为21.447%，在1996年为21.259%，到东亚金融危机后由于应对危机，中国政府发债额有所上升，使政府的债务率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28%。但是，债务率超过30%还是2009年开始的，以后一直在上升，到2016年达到44.17%，2017年为49.96%。尽管目前的政府负债率还没有达到国际通常警戒线60%，可是债务结构和债务可持续性在发生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政府全部负债率里的相对比率有所上升。2008年，在全部政府28%的负债率里，中央政府负债率占16.7%，地方政府负债率占10.3%；而到2017年，在全部政府49.96%的负债率里，中央政府负债率只占16.6%，地方政府则占33.36%。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有三分之二是地方政府造成的，中央政府只占三分之一的债务负担。地方政府债务率高，反映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
因此，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延续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推动的。从融资手段上说，这是一种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即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和各种融资平台依靠银行信贷、发债等金融工具，以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看，则更多地带有政府积极推进的色彩。这种方式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房地产投资的结构性过剩和巨大的宏观杠杆率，形成了需要发展的新兴制造业和民营小微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在这样的格局下，政府继续坚持对于房地产产业的调节政策，抑制房地产产业里的投机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应该看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的基本前提是，让市场机制在投资品市场、基础设施产业和资金市场里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以形成比较合理、正确的产品价格和资金价格，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资产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4AZD01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斯蒂格拉茨（J. Stiglitz）：《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替代选择》，《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1期。
②张晓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5卷第2期。
③《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至2018年。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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