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不朽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和彰显了作为中华文化之精髓与特质的“舍我其谁”的“主体自我意识”，造就了“五四”爱国志士的卓越品格。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学生弘扬光荣的“五四”精神，就要提升主体自我意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超越功利主义心态，踊跃担当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使命。
【关键词】“五四”精神 主体自我意识 新时代 伟大使命
【中图分类号】G4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6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为挽救危难的祖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扭转了民族危难的时局，改变了人民苦难的命运，把古老的中国引向了崭新的现代轨道，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一百年后，回望“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沧桑历程和发生的斗转星移的变化，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五四”运动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更在于它所创造的不朽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蕴含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文明因素，而且传承和凸显了作为中华文化之精髓与特质的“舍我其谁”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一种兼具现代进步意义和民族文化特色的精神，一种潜力无限、根源深厚、活力勃兴的开创精神。
这种宝贵的精神，以其强大的引领和支持作用，激励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取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成就，正在以其无限的时代活力推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当今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深入挖掘和阐释“五四”精神所深蕴的“主体自我意识”及其对传统文化之精髓的传承，完成对市场经济时代功利主义的超拔，并以之熔铸和深化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既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召唤，也是青年学生继往开来担当新时代伟大使命的实践要求。
突出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五四”精神的鲜明特质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不可否认有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巴黎和会中国利益被出卖这一特殊事件“触发”的原因，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与祖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人，没有这样一群勇于担当的人，没有这样一群人的以身许国的主体自我意识，“五四”运动是不会发生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革命事业来讲，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他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1]对于“五四”运动这样一次伟大的革命事件，人同样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因素。“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不同于同时代的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发起和参与这次伟大的运动，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担当精神，所以这种突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担当精神是“五四”运动得以发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五四”精神最为鲜明的特质。今天我们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必须充分挖掘和阐发其中所蕴含的主体自我意识和担当精神，并以之鼓舞和教育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激励他们更好地献身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以身许国的主体自我意识，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身上所体现的特殊精神品质，使他们在精神境界和人生志趣上实现了根本的超越，从而使其区别于普通的民众，成为民族的脊梁和卓越者。“五四”爱国志士，面对国家的危难和民族权益的丧失，没有漠视、逃避、等待和观望，而是直面应对，奋力呐喊、挥臂抗争。国家的危难和民族权益的丧失是民众的共同危难和民众权益的共同丧失，民众中的个体无人能够幸免。虽然如此，不同的人仍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漠视、逃避者有之，寄希望于别人去拯救民族、国家从而使自己受益的等待、观望、搭顺风车者有之，当然也有“五四”爱国志士这样一类人，把国家危难、民族权益丧失当成自家的事和自己的事，义无反顾地呐喊和抗争。
面对国家危难和民族权益的丧失，不同的人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表现和行为，是因为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却有不同的认识。面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即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关系问题，最为典型的认识有两种。其一是，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作出严格区分，并且总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之上。他们认为，国是大家的国，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国家利益是大家的利益，不同于“我”的个人利益，因此国家兴亡靠大家，而不是靠“我”一个人，“我”与其为了大家的利益“铤而走险”去呐喊和抗争，不如置身于外做看客，等别人的呐喊和抗争改变了时局，国家化险为夷或太平昌盛之后坐享其成。其二是，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视为紧密关联的整体，把国家利益视为个人利益的根本和前提，甚至把国家利益视为最根本的个人利益，因此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之上，并且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后者正是“五四”爱国志士的思想意识，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以一种“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的主体自我意识超越了“国家与自我”“公众之大我与个体之小我”的二元划分，凸显出一种救国家民族于危难“舍我其谁”的使命精神和担当意识，这种精神和思想形塑了“五四”精神的重要意涵和基本特质。
“五四”爱国志士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惜流血牺牲，更无惧个人和家庭物质利益的丧失，他们当然是牺牲者和奉献者，因此，他们与普通民众有了区别，成为了民众中的卓越者。他们与普通民众相同的是他们也有血肉之躯，也有自己的物质需求和利益。但是，他们一旦承担了挽救国家于危难的使命，便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和物质利益”。他们之所以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除了源于救国家于危难的使命感和主体自我意识，还源于他们的精神需求即成就精神生命和精神自我的需要。人的生命包括两个基本的层面，其一是肉体生命和物质需求的层面，其二是精神生命和精神需求的层面。正如人们通常所讲的，“人不是光靠大米活着的”，说的就是人的生命和生活的两重性，即人类生命和生活内在地包含肉体生命、物质需求层面和精神生命、精神需求层面。对于多数人来讲，生命和生活的这两个层面是兼而有之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两个层面所占的分量和比重是不同的。那些低俗卑劣的人总是让肉体生命和物质需求在生命或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精神生命和精神需求在他们的生命中总是匮乏和稀缺的，甚至让前者完全排斥和取代了后者；那些卓越崇高的人总是让精神生命和精神需求在生命和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肉体生命和物质需求则成为他们生命和生活中从属的、次要的因素，甚至为了精神生命和精神需求完全放弃、牺牲和超越了肉体生命和物质需求。“五四”爱国志士，就是那种为了精神生命和精神需求完全放弃、牺牲和超越了肉体生命和物质需求的人，这是他们的生命不同于普通人生命的又一种卓越和超越的品格，一种以精神生命和精神需求超越肉体生命和物质需求的品格，一种放弃肉体自我、成就精神自我的品格。
“五四”爱国志士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的时局，结束那个时代的民族苦难，从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太平繁荣的明天，他们赌上自己宝贵的青春去抗争，并且不再眷恋仅有一次的生命和本来久长的未来。人的生命都是由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基本环节构成的，时间的演历也遵循由过去到当下、再到未来的基本顺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过去，只能以当下的选择成就自己的未来。所以，多数人是按照由过去到当下再到未来的时间顺序安排自己的人生旅程，即把生命的逻辑同化于时间的逻辑之中。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生命逻辑超越了时间逻辑，他们以当下的选择，放弃了自己的未来，“五四”爱国志士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以身殉国，放弃自己未来的生命，他们以当下的选择超越了未来，也使自己的生命逻辑超越了机械的时间逻辑，成就了永恒的生命——精神生命。在他们看来，“生命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因此，他们没有选择“眼前的苟且”，而是选择了“诗与远方”——不死的精神。
提升主体自我意识是优秀传统文化“日新”理念的内在旨趣
“五四”爱国志士面对国家危难所表现出的“舍我其谁”的主体自我意识和由之生发出的超越精神——对个体小我的超越、对肉体与物质需求的超越、对生命之时间逻辑的超越，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几千来积淀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派系的儒学文化极力倡导和高度赞誉主体自我意识，并且把主体自我意识的提升作为儒学修身、治学思想体系的内在旨趣。
中国传统文化对主体自我意识的推崇和赞誉，体现在儒学思想体系的多个层面，其中“学者为己”“为仁由己”和“无友不如己者”三种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了儒学思想对主体自我意识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主体自我意识在儒学思想体系和实践理念中的核心地位。“学习”在儒学立身处世和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儒学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改造环境、胜超他人，而在于充实自我之精神，形塑自我之品格。正是如此，孔子针对时人学习目的外在化的不良风气，发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的警示，要求时人“内转”学习动机，使学习回归“为己”之根本。儒学突出的“主体自我意识”在这种“学者为己”的治学理念中得到了充分的确证。与“学者为己”治学理念相比较，“仁德之养成”在儒学修身、治学思想体系中具有宗旨性和终极性的地位和意义，这一观念同样体现了儒学对主体自我意识的强调和推崇。儒学认为仁德的养成不是由他人和外在的环境因素决定的，也不受自身的肉体生命所羁绊，必须由个人亲自承担，并且由自己的意志所决定。正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3]“吾欲仁，斯仁至矣！”[4]无论作为仁德养成之基本路径的“治学”，还是日常的人伦实践，总是要与他人打交道，人己关系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儒学对人己关系的论析及其倡导的应对人己关系的基本态度，同样体现了对主体自我意识的重视。针对普遍存在的在人己关系中丧失主体立场、从众媚俗的不良世风，儒学强调“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5]主张秉承和坚持客观的是非原则，不自欺欺人，不把别人错误的言行作为自己的是非标准，不把别人犯错误作为自己犯错误的理由，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就要及时地予以改正。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但充分彰显了儒学突出的“主体自我意识”，而且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的传统文化渊源。
以儒学为主流派系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但通过倡导“学者为己”“为仁由己”“无友不如己者”等治学处世理念，分别从“为学动机”“治学宗旨”和“处世准则”等不同方面强调主体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宣扬和推行“新民”和“日新”之道，开示出了保持“超拔”的意志，提升主体自我意识的基本路径。儒学典籍文献《大学》开篇第一句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6]下文又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7]的说法。在儒学思想体系和实践格局中，践行“新民”“日新”之道，就可以保持“超拔”意志，使人免于身心倦怠、精神昏聩，从而可以保持清醒的主体自我意识和进取意志，使“仁德”日生日成，趋于至善。在一定的生活境遇下，由于主体自身的原因和环境的浸染、销蚀，个体往往会沉浸于既有的成就和既得的安逸生活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对人生的新境界缺乏意识，对时代的新变化缺乏感知，从而困囿于“旧我”而不能形塑“新我”。儒学推行的“新民”“日新”之道作为强固和提升主体自我意识的路径和要领，直接应对了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倦怠和消沉，激励人们不断“与时俱进”，建树“日新”之自我。儒学“日新”之道，不但强化了“主体自我意识”之理念，而且与后者一起共同凸显了儒学文化的实践本性和超拔品格。这种本性和品格直接衍生出了中华传统文化“行以成仁”的价值理念和“当仁不让”的英豪气概，从而为我们在新的时代培育和激发青年学生顺应时代新发展，担当时代新使命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宝贵资源。
提升主体自我意识是市场经济时代化培育个体家国情怀的必然理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个体的思想境界与意识水平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状况，特别是该时代的生产、生活模式密切相关。从生产、生活模式来看，当前我国的基本生产、生活模式是市场经济，因此当前我国社会成员包括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状况不可避免地具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属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个体生活的基本特征与属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成员摆脱了自然经济时代的封建羁绊和人身依附，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复苏和强化。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成员事实上所获得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大小总是受其支配和占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所制约，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往往倾向于物质财富占有方面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为“物化时代”“资本逻辑”的制约性。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属性特别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极大地弱化了时代的“物化”属性和“资本逻辑”的影响，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不会片面专注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高尚精神的养成和社会责任的担当。但是，勿容否认，市场经济的趋利效应依然对多数社会成员具有重要的触动和影响作用，从而使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往往倾向于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方面，个别人甚至会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和利益的获得，把主体性的多少和自我的意涵等同于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以至于忽视了精神品格的养成和社会责任的担当。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大哲学家黑格尔寄希望于精神和道德力量，以扭转世俗功利主义潮流，化育社会的正能量和爱国主义情怀，并且对青年人怀有殷勤期望。他说，“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9]他热情鼓励青年人摆脱世俗的羁绊，担当时代之重任，振奋时代之精神。他说，“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10]
在市场经济时代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框架下，要充分利用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普遍复苏和强化的历史机遇，大力加强国情教育，使青年学生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使他们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以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老路，也不同于“苏东”各国所走的邪路，而是一条把中华民族引向文明繁荣进步的强国之路。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深刻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巩固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以之匡正市场经济世俗化潮流中的物质主义和自私观念，使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从物质的层面提升到精神的层面，从占有的层面提升到担当的层面，从个体小我层面提升到社会大我层面。唯有实现此种个体自我意识的普遍提升，才能在市场经济时代普遍建树和深化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才能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陷阱，击碎资本主义思想家人性自私的谎言，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尚精神和美好境界。
提升主体自我意识是青年学生继往开来担当新时代伟大使命的实践要求
伟大的“五四”运动过去了整整一百年，参与这场运动的诸多热血青年以及这场伟大运动的诸多细节也许我们不再熟悉，然而那些热血青年在这场运动中所创造的伟大“五四”精神却穿越百年历史，依然在新的时代发出耀眼的光芒，感召、引领着新时代的有志青年肩负起新的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担当。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11]新时代青年学生传承和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就要立足于新的发展机遇，提升主体自我意识，担当新时代的伟大使命，推动历史发展和民族复兴。首先，新时代的青年人要高度关注世情、国情之变化，准确判定时代之大势，明确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基本主题。特别要认识到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宝贵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12]“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3]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各种严峻的挑战，要把民族复兴的使命视为自己必须承担的使命，把民族复兴面临的挑战视为自己必须迎接的挑战，从而确立责无旁贷、使命光荣的主体自我意识和意志。
其次，要以国家意志层面的时代使命和实践要求作为个人的基本立场和行为准则，全面规划自己的人生方向和意志取向，特别是要把作为国家意志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转化为自己担当实现民族复兴之使命过程中的个人意志，并以之作为人生实践的根底和动力。因为“四个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前提和现实载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四个自信”的目标导向和实践归宿，二者作为国家意志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二者是逻辑上相依而生、实践上助推而成的统一体。因此，青年一代在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和主体自我意识的同时，必须坚决牢固地确立“四个自信”的意志，并以之作为个人自我意识的基本意涵，使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志“一体”转化为个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从而使个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主体意志得到作为个体意志的“四个自信”的助推和强化，使作为个体意志的“四个自信”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主体意志的导引和激励。
最后，要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自律意识的“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转化为自己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使命过程中的自觉省思，并以之为参照省察自己的心志和言行，使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承坚守“四个自信”，义无反顾地追求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先进和模范群体的代表，青年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理应靠近和融入社会先进群体，以共产党员为榜样，把他们的行为范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规范个人言行、激励自我进步。强化“四个意识”，不但能够警示和诫勉共产党员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各界爱国群众增进“四个自信”，凝神聚力、全心全意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青年学生在秉承“四个自信”，担当实现民族复兴之重任的过程中，也需要以“四个意识”作为激励措施和警戒格言，以保持永不懈怠、不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和斗志，从而使自己永远保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干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快轨道上，充分彰显中华民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境界和气节。
作为“五四精神”的时代要求，不但具有理论的应然性、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具有历史与事实的必然性。当前，提升青年学生主体自我意识，应鼓励大家秉承“五四精神”，自觉承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使命，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定“四个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宝贵的“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为新时代青年学生主体自我意识的提升和民族复兴使命的担当提供了精神基因和实践格局，以满满的正能量激励着青年学生。而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捆缚下上演的种种离心离德、见利忘义的丑剧，为新时代青年学生发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舍一己之私利、谋国家之公义，实现自我超拔，提供了鲜活的反面教材和警示。古人有言，“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14]汲取中华文化宝贵的担当精神，警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陷入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泥潭，就一定能够使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在发扬“五四”精神、提升主体自我意识、承担民族复兴使命等方面，走出一条稳妥可行、昂扬奋进的道路。
面对新时代国情、世情的新变化和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大趋势，回望一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华民族苦难命运的伟大的“五四”运动，跃然于眼前的是那用血与火载入史册的“仁以为己任”的“五四”精神。伟大的“五四”精神，是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积淀而成的宝贵财富，是近代中国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精神坐标，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辉煌与复兴的中转站。马克思说过，“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15]新时代站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新起点，青年学生响应“五四”精神的召唤，提升主体自我意识，传承“担当精神”，超越“自利小我”，投身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事业，必然能够创造最为辉煌壮丽的人生。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L14）
注释
[1]艾克恩编篡：《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1～1948·3），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2][3][4][5]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8、171、99、5页。
[6][7]［宋］朱熹注：《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9][10]［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35页。
[11][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15、14页。
[14]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8页。
责 编／周于琬
The Young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 Mission of the New Era
—The Call of the May 4th Spirit
Wang Tianmin
Abstract: The great "May 4th Movement" engendered the immortal "May 4th" spirit, which inherited and highlighted the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of "sacrificing oneself" –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shaped the lofty character of the "May 4th" patriots. In the new era of striving for the full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young students should promote the glorious May 4th spirit;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pursuing benevolence as one's duty"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e their affection for their family and motherland; transcend utilitarianism; and actively undertake the great mission of realizing the full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May 4th" spirit,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new era, great mission
王天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哲学基础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著作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践品格》《实践的两个层面及其历史性统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