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I 盛松成 龙玉
随着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实施，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剧。人民币汇率承压，但应警惕人民币在贬值方向的超调。我们认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弊大于利。
汇率如跌破关键点位，可能对市场信心带来较大冲击，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授人以柄”。此外，汇率贬值对我国外贸的促进作用有限，提升我国外贸产品的竞争力远比通过汇率贬值获取价格优势更有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
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能从贸易摩擦延伸到金融摩擦，既不应该引导汇率贬值，也不能放任汇率大幅升值。5月19日，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当前我国金融和外汇市场运行情况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本流入增多，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外汇市场预期总体稳定”，同时，中国央行“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国外汇市场稳定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美国加征关税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定程度贬值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也应理性、审慎地对待。
美国加征关税难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经济逐步企稳。美国加征关税难以改变我国经济平稳发展趋势。人民币不具备贬值的经济基础。
虽然美国已经正式提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但应动态、全面地看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根据有关市场机构测算，仅考虑对出口部门的静态影响，美国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会拖累我国GDP增速0.2～0.65个百分点。IMF《世界经济展望》测算显示，如果中美两国对彼此所有商品全面加征25%关税，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速0.5～1.5个百分点。而如果动态地看，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可能更小。因为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和结构的调整、关税在贸易品中的相互转嫁，以及汇率等很多因素都会变化。市场总是自发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这有助于对冲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
在经济动态调整下，我国出口结构日趋多元化，服务贸易持续发展。今年1—4月，美国在我国贸易总额及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1.5%、5.9%和16.4%，已较去年下降了2.2、1.4和2.8个百分点。而欧盟、东盟在我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5.7%、13.4%，较去年提高0.9、0.6个百分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已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8.7%，比重同比提升1.3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总体下降14.3%，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0.3%。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保险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52.4%、15.1%、14.1%和11.7%。
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十分有限，内需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收窄，2017年为4225.4亿美元，2018年则为3517.6亿美元，导致201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8.6%。而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2%，10年来提高了3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3个多百分点。我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稳增长的重要依托，目前制造业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今年1—4月，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5个行业合计贡献了制造业投资75%的增长。
汇率大幅贬值不利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
汇率贬值会带来很多问题，往往得不偿失。而各国汇率基本平稳对国际贸易意义重大，可以大大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扩大经济主体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范围，促进世界经济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和各贸易伙伴国的合作共赢。目前，我国吸收外资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化。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保持这一良好态势的基本条件。
今年1—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万家，实际使用外资305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不含银行、证券、保险）。4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6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即使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了一年之久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投资仍有24.3%的增长。此外，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大幅增长。今年1—4月，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34.1亿元，同比增长12.3%；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24.8亿元，同比增长73.4%。由此可见，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有信心的。
人们的信心和金融稳定之间往往是正向反馈、相互促进的。从历史看，早在美国内战的“绿钞时期”（1867—1879年），虽然物价上升、政府大量举债，但由于人们的预期更倾向于绿钞（美元）在未来的升值，资本大量流入美国，缩小了美元的贬值幅度。随着战争结束，更多长期资本流入美国，绿钞的升值幅度达到了30%。
经过多年改革，人民币汇率定价已越来越市场化。近年来，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断增强，汇率的资产价格属性不断提高，市场预期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从市场交易层面看，汇率跌破关键关口会引发大面积止损性的交易，人为地“制造”汇率贬值，也会使原本保持观望的交易主体以空头方向进入市场。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汇率超调。预期是影响短期汇率的一大因素。重要的心理关口一旦突破，将引发市场预期的重新调整，进一步下调对汇率的估值。由于预期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的特点，因此应重视关键点位对市场预期的冲击。
目前破“7”弊大于利，应尽可能避免
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加征关税的幅度较为可控，甚至可以取消加征关税，但金融摩擦带来的冲击是很难逆转的，也难以掌控其影响程度。
目前人民币汇率破“7”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弊大于利。汇率如跌破关键点位，可能对市场信心带来较大冲击，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有可能在未来中美经贸谈判中“授人以柄”，使问题更复杂，导致贸易摩擦升级。目前，美国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事实上，人民币大幅贬值也是美方所不希望的。更何况，我们无法持续地依靠低廉的价格获取竞争优势。放任人民币贬值，难以激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当然，也不应该放任汇率大幅升值，也应避免在升值方向上人民币汇率的超调。
当前，中国央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促进了我国内需增长，本身利好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及GDP增长，同时有利于国内防风险、促改革、稳增长，也有利于避免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负面外溢效应。
总而言之，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充足、空间充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因此需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
（作者盛松成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玉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