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既缺乏正当性，也缺乏经济理性，更缺乏对于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关切
在过去较长一个历史时期，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以及政治军事实力，使得美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领域、金融货币领域以及国际经济规则话语权领域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正因为拥有这些方面的主导权，美国才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以“垄断”方式获取超额利润。但是，随着全球各经济主体的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持续发展，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其以特殊垄断方式获取超额利润的路径可能逐步丧失。美国预期到这样一种“危机”，为了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权，维持其在国际产业链和产业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稳固其获取超额利润的途径，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存在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并不是采取强化自身实力来维持其竞争优势，也不是正视自身经济体系存在“短板”成因以真正补齐其“短板”，而是采取增加成本、制造障碍的方式阻碍竞争对手的发展。其二，并不是站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利益角度，而是不惜损害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不惜破坏全球产业链以维护“美国利益”。也就是说，美国所采取的手段，对全球经济体系而言是一种“公有地悲剧”，对其他经济体则施加“外部性影响”。其三，并不是从经济角度或是从市场角度进行竞争，而是采取非经济的手段对竞争对手施压，这种非市场的行为，无疑将会使美国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生产要素配置变得扭曲，损害本国及国际社会的福利。其四，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具体企业采取打压措施（特别是那些产业链长、技术引领性高、产业带动性强的产业或企业），而未考虑到打压结果及其连锁效应的关联影响者——美国国内的消费者效用水平、关联产业、企业及其就业者利益、跨国企业收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收益。其五，并不是从反思、修正自身经济行为角度来面对问题，而是习惯性地把问题的成因和责任归咎于竞争对手。其实，美国经济当前状况的难题——制造业空心化、沉重债务负担、过度消费、贸易逆差等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长期凭借美元全球货币地位不断累积而成的，积重难返的是其获取超额利润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既缺乏正当性，也缺乏经济理性，更缺乏对于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关切。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一方面，从决策者思维来看，美国没有把自己和其他经济体看作是在既有规则下平等的竞争合作者，而是把自己看作既参与游戏又可阐释游戏规则并对其他经济体施加“威慑作用”和“惩罚权”的裁判者。美国近年来不断退出或威胁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多次单方面挑起与相关国家的经贸摩擦及政治摩擦，也是这一思维的体现。另一方面，从一个游戏有效运行的机制角度来看，主导者应当通过为潜在参与者提供可信的预期收益率，引导潜在参与者不断参与，参与者从中获得现实兑付的收益，形成良性循环，这一游戏才能持续地运行下去。对照这一机理，可以发现，美国自身对于维持“全球经济主导权”这一“游戏”，已经缺乏了“自信”，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意识到，美国经济缺乏进一步诱导全球经济体围绕美国产业体系、金融体系、新兴产业技术体系扩大经贸活动的“信心”和“预期收益率”，更难以让潜在参与者看到美国主导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变局”的稳定预期，所以，美国只能不择手段地竭力维持旧有之“局”。
正是由于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经贸摩擦是非理性的，因此，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经济无疑会受到较为显著的外部冲击，必然通过国际贸易关联、国际产业关联、全球经济体信心和预期等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国民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及新兴技术产业、投资、金融稳定、就业、消费等）产生关联性影响。
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及其增长韧性，有能力消解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实力基础。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快速工业化，国内生产总值（GDP）2018年突破9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进出口贸易总额2014年之后超过4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8年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3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人均GDP在2018年接近10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的发达水平，并稳步走上中高发达水平；2010年起连续多年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00多种产量位居第一位。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并逐步走向经济强国。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年均6%以上的增长率的中国经济，其经济总量规模有足够的实力应对经贸摩擦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
中国经济有足够增长的韧性，具备应对经贸摩擦关联影响的缓冲能力。中国经济在完成持续保持9%以上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阶段之后，在新时期已经确立并实施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举措的推行和实施，加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具体措施的落实，使得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率得以提升，而实施过程中也兼顾“稳增长”的目标，使得依然能够保持年均速度在6%以上的增长。这一增长态势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韧性，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限度内，具有消解外在影响和外在风险的负反馈稳定机制。增长韧性，能够起到对外部冲击的缓冲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具有对经贸摩擦引致的交易成本的消化能力。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减税降费等各项改革举措降低了制度性成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则提高了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通过推进高质量发展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方面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亦可弥补美方人为制造经贸摩擦导致的交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