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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应对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2)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链和产业链,经贸摩擦无法撼动其产业地位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作为进出口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贸易国以及诸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对象国,就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链和产业链的最好佐证。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经贸摩擦,其重要目的就是割裂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联系,削弱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阻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未来在若干产业群及其产业链条可能形成的引领力量。但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中的地位,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所形成的,无法被市场之外的力量所改变。中国经济和产业,在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中的作用地位,也是难以被取代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也不可能去谋求脱离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那样既不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利益。

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在30%以上。今后只要努力维持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维持全球各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维持全球各经济体因中国经济发展“信心”而带来的“预期收益”,那么,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链和产业链的格局,就不可能因局部的经贸摩擦而改变。一是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及其国际经济秩序、始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行为决策的重要考量、始终以推动多极化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为发展方向、维护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权利,在国际社会取得全球价值层面的“信用”,与全球各经济体互信合作,共同抵御逆全球化倾向。全球化的红利依然存在,远未走到“零和博弈”的阶段。二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适合于国际经济活动。这既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应对国际压力的有力手段。他国以非市场的手段施压,或许能在局部范围内起到短期的遏制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只能进一步降低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坚持全球开放和市场化原则不动摇,那么,中国产业经济在全球经济链、产业链中的地位只会得以增强而难以被削弱,更不可能被人为地“脱钩”。

宏观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补短板”能力的强化,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受制于“短板”的影响

毋庸讳言,中国在作为经济大国的同时,还在许多方面存在“短板”,一方面是国际经济体系基于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形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美国挑起和升级经贸摩擦,很大程度上也直接针对中国经济的“短板”。美国的打压举措,势必使中国产业在某些产业链环节的“短板”进一步突显。但是,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产业层面或是企业层面,其“补短板”能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从现有的经济格局来看,美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从“全产业链”对中国进行围堵(其自身经济体系难以承受其沉重代价),而只能针对我们的“短板”设置贸易壁垒。所以,我们“补短板”的工作极为重要。最为关键的“补短板”路径就是,通过发展新兴产业以替代经贸摩擦影响的产业。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由于美方刻意针对某些特定产业进行打压,短期内因成本提高、订单减少等因素势必影响其发展势头。但可能产生影响的只能是具体的产业和具体的产品,而无法对其蕴涵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产生制约。反而是这些产业、企业所具有的资源、要素,特别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必然能够通过重新组合而创新发展新兴的产业。同时,外部限制打压的“倒逼”作用,使得相关产业、企业强化了“短板”意识,通过创新强化了“补短板”的潜力。二是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形成并迅速推广,是中国经济替代“短板”的有效方式。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扩张潜力以及中国消费者和消费平台的迅速响应能力,是新技术产业迅速形成的有利条件。一个新技术产业,无需借助其他国家消费市场即可快速形成,而一旦形成,则其他经济体就无法无视这一新产业,其发展潜力和良好的预期,都使得其他经济体不得不积极参与其中。三是中国高水平和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无论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还是能源基础设施、或是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中国技术人才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都为中国产业补“短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层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经验及其战略定力,有助于制定理性而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一次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经贸摩擦,其后续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类比此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那两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不可谓不大,但由于宏观经济决策层及时有效地作出了应对策略,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政策工具,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得以稳定和持续,并为后续阶段的发展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举措,为其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并迅速成为全球制造大国而奠定了重要基础;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也为其后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关联产业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两次危机,对于中国经济体系而言,都是非预期的外部冲击。与那两次危机相类比,这一次严重的经贸摩擦,也同样是一次非预期的外部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层有了前两次应对严重外部冲击的经验和成果,这一次则更加具有有效应对的战略定力、战略思维和具体的应对举措和目标方向。

从战略博弈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强关联性(包括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已经形成,任何力量都难以使之“脱钩”。因此,美国针对中国经济的任何举措,都只能是局部性的,而难以实施全面的打压举措。中美经贸正常关系,必然是以长期互信合作而非一次性合作为基础的。如果中美经贸摩擦得不到有效管控,那么,就必然走向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所以,在中美经贸关系谈判中,虽然面对的可能是具体性的问题或局部领域,但有必要对全方位各领域的长期互信合作予以有约束效力的确认,否则,美方极有可能刚在一个领域签署协定,又在另外一个领域挑起争端,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经贸摩擦之中,相互的信任基础将不断被削弱而消耗殆尽。因此,双向平衡、平等互利、长期合作等应是理性应对此次经贸摩擦的基本方略。

着力推进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经贸活动,也是应对经贸摩擦的重要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将形成“以人民币为基础的经贸活动”,亦即以人民币为基础形成相应的国际投资活动、国际贸易活动和国际金融活动,这也是有效地应对美国可能挑起金融领域经贸摩擦的重要路径。

第一,中国经济有惯性延续的中高增长率预期、有具有竞争优势的庞大制造业产能和制造业市场需求,有以高铁、“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竞争占优产业,有朝着更加市场化方向改革的改革红利预期,还有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的新兴产业发展预期,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经贸活动”的“信心”基础和“预期收益”来源。

第二,以参与“一带一路”为表征,全球各经济体积极参与以人民币为基础的相关经贸活动意愿强烈,其参与动机是:作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探路者”,其潜在发展前景被看好。“一带一路”在相关区域和相关领域的早期收获,可起到“高预期收益”得以兑现的示范反馈作用,参与规模将持续扩大。

第三,以中国经济的实力、发展潜力、良好预期、庞大市场规模,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经济地位,使“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经贸活动”能够持续地良性运转。这既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链、产业链之中,也使全球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和互信互利合作关系。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延伸阅读】

中国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改革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美贸易战并非“文明的冲突”,有些冲突与争端是在商言商的利益之争,不应该把利益的冲突错误拔高,特别是拔高到意识形态而无法自拔,这是一种自我认识陷阱式的错误。只要中国持续开放,美国发起的这个贸易战能打得下去吗?最后的赢家是谁,世界各国的有识人士看得很清楚。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华尔街会放弃中国吗?日本会放弃中国吗?欧盟会放弃中国市场吗?没有人会放弃一个持续改革开放的中国。只要中国持续开放,贸易战就打不下去。所以中国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当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时,中国持续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推进改革开放。一个以对抗性关税搞封闭,一个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最后的赢家是谁不言自明。

——来源:大公文汇全媒体,2019年5月16日 

中美经贸摩擦引发全球市场焦虑情绪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与开展对话相比,美国似乎更热衷于挥舞关税大棒,给解决贸易争端开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贸易战不仅影响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也会让美国自吞“苦果”,还会拖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最终加大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国的霸凌行为,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强烈反差。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促进增长、扩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如果中美经贸摩擦不能缓解,全球市场焦虑情绪就会持续。我们已经看到了连锁反应,许多企业对未来发展、市场前景和投资预期表示担忧,解决经贸争端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通过谈判和磋商达成谅解。

——来源:新华社,201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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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