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以对华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和高科技封锁，中国随即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有些学者将中美经贸摩擦解读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战争的双方各为其利，最终由实力决定一切。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只有回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中，依据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才能科学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与真相，妥善应对，化危为机，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1.美国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逐步相对下降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主要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相对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相对下降。虽然通过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复苏与繁荣，但劳资矛盾的深化和累积加剧了美国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将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本土制造业的不断空心化，并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金融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
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相对变化。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新霸主，它通过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手段，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后的20多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绝对领导权也随之不断巩固。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不平衡发展的矛盾也逐步累积，这主要表现为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则相对下降。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是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重要标志。此后，尽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益陷入生产过剩的困境，但借助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新的技术装备等后发优势，西欧国家和日本依旧有能力不断蚕食美国企业的世界市场份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进一步相对下降。统计数据显示，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56亿美元的顺差变为130亿美元的逆差。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及其后果
为了扭转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旨在增强美国经济活力，提高资本盈利水平。在国内，里根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转而采取削减税收和福利支出的供给学派方案，同时大幅度放松对企业的经济管制、大力压制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强力推动美元贬值，为美国制造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率先繁荣并引领美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复苏与繁荣。
但经济复苏和繁荣的背后，是劳资矛盾的深化和累积，这最终会恶化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程度。美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2年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1984年美元计算）为9.26美元和341.83美元，此后21年间这两项指标持续下降，至1993年分别降至7.78美元和266.65美元。甚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过度繁荣时期，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也依旧只有8.57美元和288.06美元，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平均水平。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放缓，导致社会大众的消费购买力日益落后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速度，由此加剧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成为威胁美国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定时炸弹”。
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与经济金融化趋势
无法货币化的剩余价值就不是真实的利润。怎样处理这些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现在成为美国垄断资本需要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自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美国的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块“新大陆”。以跨国公司为实体的国际垄断资本，遵照垂直一体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重构产业链、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取代制成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
在重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美国垄断资本为谋求更低成本和更广阔的新兴市场，不断把本土制造业生产部门迁往海外，尽管技术研发部门和部分核心零部件生产往往被保留下来，但依旧无法改变美国经济日渐凸显的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规模扩大。
与制造业空心化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运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出各类衍生交易工具，金融市场日益蜕变成垄断资本投机套利的乐园，规模骤增的金融业吸收了庞大的过剩资本，并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柱。在1965—1980年间，美国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在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飙升至2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急剧下降，从1965—1980年间的49%跌至2000—2015年间的22%。
经济脱实向虚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隐忧
尽管制造业不断空心化，但凭借美元霸权、高新技术垄断和超级军事实力这个三角支撑，美国依旧建立起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国。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正处于昔日最伟大的帝国也望尘莫及的权势的顶峰”。但在超级大国繁荣表象的背后，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巨大隐忧。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当本土制造业不断空心化时，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即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进入21世纪后，金融衍生品交易取代传统的融资咨询业务，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盈利的主要来源，高歌猛进的“脱实向虚”驱动金融业急剧膨胀，并有力支撑起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在1999—2007年间，美国金融业持有的净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高达30%，而在1960—1984年间该比重均值仅为16.5%。疯狂的金融投机催生了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以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为例，在1999年1月为128，2007年1月迅速升至222，翻了近一倍。有学者指出，与名义GDP相比，美国金融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十年间制造了1.2万亿美元的虚假利润。
与产业资本的价值增值不同，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于对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瓜分，因此，产业资本积累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但在美国金融业脱实向虚的狂欢中，资本家的行为日益倾向于短期投机，资产溢价拉升的租金价格反过来又不断削弱产业资本的积累。很快地，剩余价值生产就让位于剩余价值分配，后者成为支配美国经济运动的主要矛盾，美国经济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寄生性和掠夺性，社会再生产的基础面临系统性危机。正如某个美国评论家警告的，“最显赫的利益集团由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专业人员组成，通过竞选资助和政治捐赠，他们为自己买到保护而不必面对应有的社会问责。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推动金融改革以降低投机风险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已成为威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系统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回顾历史，17世纪辉煌一时的荷兰和19世纪主宰世界的大英帝国，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都是经济的金融化，这或许正是21世纪美国由盛转衰的历史预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