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造成国际变局的重大诱因；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价值观交锋的判断要更加谨慎、避免偏激
关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判断出现偏向于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实上，两者都是造成国际变局的重大诱因。所谓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大致包括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各种层次的战争。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没有解决的领土争端近百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国际安全。再加上美国在对朝鲜和伊朗核安全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措施，同样也给区域合作和世界和平带来阴影。非传统安全威胁则主要指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备跨国特征和不确定性，动态转化性也很强，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非常大。
关于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价值观交锋的判断需要更加谨慎、避免偏激。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前总理莱斯特·皮尔逊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社会制度。同样，世界的多样性也不应成为各国发展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相互交流、补充、丰富的推动力。
在强调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方面，我们应当注意避免两个极端观点：一是在各国、各民族的自我意识普遍增强的背景下，要避免过于强调文明的冲突及其溢出效应而忽视对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理想的追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化发展特别是网络空间对人类思想观念和政治社会生态的冲击，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在各国政府的官方宣传上与百姓的意见往往是不一致的，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都应该受到约束。
另一个极端是谈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候过多强调发展中国家对自己权利的争取而忽视其内部民主化问题。国内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关联的，一方面，“国家的民主化不是国家间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没有国际民主的进步，也就没有国内民主的巩固与发展”。 不能以发展多样性否定或者拖延国内民主化进程。说到底，民主在国内代表一个开放的政府和政府政策的透明性，代表人民的政治表达权、参与权和知情权，代表对不同阶层利益的维护。国家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但是保障人民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其根本宗旨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政府真正负责任地、有能力地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超越传统以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的国际交往和“一国一票”的表象，真正实现国际政治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目标。
现在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球化的美国周期从开始走向结束。这主要是说，美国20世纪初崛起于世界舞台，二战后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和维护者，但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频频上演“毁约”和“退群”戏码。美国已经从全球化的鼓吹者和推动者，转变成为奉行单边主义、反对全球化、分裂世界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中国正在以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之一。
当前中国确实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风险和机遇是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的迷雾，看到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以及其它诸多问题，如老龄社会日趋明显、生态环境恶化情况没有完全制止、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美关系形势日趋复杂，等等。
全球化时代，有的国家实现了跃进式的发展进步，有些国家掉队落伍，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原因很多，思想、观念、政策都很重要，领导人是否具有大历史、大视野的远见卓识和制度创新能力更是最关键性的因素。
最远大的探险是内心的探险。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变革，特别是国内革新和创新，坚持稳中求进，冷静理智，保持战略定力，行稳致远，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都要努力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力避冲突，积极扮演倡导全球共同价值观的智慧创新角色。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