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活动所具有的新意
一般而言，主场外交是东道国将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植入国际规范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多个国家参加的主场多边外交更容易体现东道国的外交精神。2014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16年在杭州主办G20峰会，2017年在厦门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8年在上海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些多边会议和活动中，中国都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纳入其中。
以2019年4月和5月分别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标志，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两次活动都是由中国倡议，并且在中国主办。其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多名代表参加。对于一个新兴大国而言，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中国倡导文明和谐论，与美国一些鹰派人士主张文明冲突迥然不同。一个崛起的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这本身是一种创举。
这两次大会引起更大关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2017年12月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中国领导人概括国际形势的一种新提法。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在武汉会晤时，双方讨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课题。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同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南非参加金砖工商论坛时也提出了这一看法，9月在北京中非合作论坛上也强调了这个论断。同年11月，俄罗斯总理访华时，中俄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写入了“双方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过渡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得到了多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很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多边舞台的看客或者说是边缘人，多数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都不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现有的多边机构中也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发出声音。与以往崛起国只注重单个国家的利益不同，这次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中国家是共同发展的崛起，因而中国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
当我们回顾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时，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道路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有了著名学者查尔斯·梯利所谓的“战争缔造国家”的说法。从19世纪后期起，西方崛起的一种逻辑是西方国家是文明国家，而非西方是半文明或者野蛮国家，文明国家可以用武力改变野蛮国家。当然，西方崛起大国对世界也有独特的贡献，提供新的国际公共物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关自由贸易的安排。不过，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中，多数时候获益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受损。面对这种损失，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些多边倡议，比如通过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但这些举措往往并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当发达国家面临全球化的冲击时，以美国为首的规则制定者却又更改了之前的承诺，认为二战以后缔结的自由国际秩序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很少是发达国家主动安排的结果，而是一种意外。
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与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
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自由贸易理念。在英国主导世界发展的19世纪，英国主要以双边的方式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英国工业化之后，采取了两种方式推动自由贸易：一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强行缔结条约；另一种是1860年和法国缔结互减关税协定。这一协定开启了最惠国待遇的历史，英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帝国”，法国的工业化也由此加速。欧洲大陆在英法的刺激和压力下，也开始实施关税改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这些协定为西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不过，以双边方式推行自由市场理念，其受益范围毕竟很有限度，而且很难让第三方搭便车，因而19世纪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是西欧地区和北美，其他地区的发展成绩并不显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西欧人均GDP从1820年的1200国际元，增长至1850年的1600国际元，到1870年接近2000国际元，1900年则高达2900国际元。世界人均GDP只是从1820年的666国际元，增长到1870年的870国际元，到了1900年发展为1260国际元，但是世界平均水平在后30年的提升，主要是西欧发展所带动的，世界其他地区依然落后。例如，1900年，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为1100国际元，16个东亚经济体的人均GDP为600国际元，非洲的人均GDP也是600国际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新兴强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加巴黎和会时提出“十四点计划”，其最后一点即是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在威尔逊的设计中，国联的核心是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争端等措施，旨在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将多边主义理想付诸实践，应当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美国国会因美国参战导致军费开支激增，反对美国加入国联。由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没有加入，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很多功能设计并不能兑现。在东亚地区最显著的案例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退出国联。这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美日纷争，乃至于最终助推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深受损害，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转向美国。世界人均GDP从1913年的约1500国际元增长到1940年的约2000国际元。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由美国这个核心区带动的，美国从1913年的4800国际元，增长至1945年的11700国际元，超出第二名英国近5000国际元。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7.3%，比1913年增长了约9个百分点。苏联1950年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9.6%，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明显衰落，经济总量占比从1913年的33.0%下跌至1950年的26.2%，西欧12个经济体的人均GDP从1913年的3500国际元增长至1945年的3800国际元。进一步而言，外围地区的衰落更加严重，例如，16个东亚经济体的人均GDP从1913年的678国际元降至1950年的666国际元，可以说东亚经历了“失去的四十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从1913年的22.4%下跌至1950年的15.9%。
由于美国拥有超强的力量，美国开始推行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也是一种俱乐部模式，加入者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不是牺牲部分主权，就是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中。以拉美地区为例，二战结束时拉美地区人均GDP为2300国际元，到了1970年代末，拉美地区的人均GDP仍不到6000国际元，此后直到2006年才突破7000国际元，在这段时期内，拉美可谓进入“失去的三十年”。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GDP从1945年的11700国际元，发展到2006年就突破了3万国际元。因此，对于拉美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20世纪前半期，东亚经历了“失去的四十年”；在20世纪后半期，拉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就此而言，英国和美国缔造的全球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困境，它没有办法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带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通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