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分水岭的大危机。在此之前，华盛顿共识是引领世界发展的主流范式，是否坚持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在此之后，世界发展范式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以20国集团的兴起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多边舞台有了多种选择。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于2008年首度超过50%。如果按照通常我们所说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定义，即加上亚洲四小龙与中国澳门特区，那么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于2005年即超过50%。201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达到59.2%，预计2024年占比达到63.5%。
发展中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地位将对全球多边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60%的比重超过了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的占比。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50年，美国与西欧的经济总量合计占比为53.5%。美国与欧洲构建自由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经济体量占比过半。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占全球经济中比重稳定在60%左右，因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全球扩散。如今，发展中国家也具备构建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
不过，发达国家站立在国际多边舞台中央时，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多边互动。这种互动的起点之一是英国与法国1860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重要节点是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的国际联盟，而辉煌之处是1945年建立的一套规则。从发展趋势来看，就是从双边走向多边。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经验仍然可资借鉴，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应该继续走联合自强道路，从双边走向多边，并且向全世界开放。
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不久，发展中国家就走向了联合自强道路，标志性事件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这次多边会议上，印度、缅甸和中国等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标准，这一规范性倡议也成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经过60多年的多边互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历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能在国际组织中办事的人才。如今，中国发起的很多倡议和原则举措，也再度成为联合国的重要文件内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世界的发展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谋求更好的平台和规则。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可以适当调整外交布局，提升多边外交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起，“多边是舞台”已经是外交布局的四个板块之一。2002年，中国外交布局定型之后，多边的排序位列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之后。随着发展中群体性崛起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多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是，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很难像以往那样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1984-2007年间，国际贸易增速3倍于世界经济增速。但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中国发起新的多边倡议，注重主场外交，也是要开拓新的市场，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就长远而言，如何发展出卓有成效的多边主义将是考验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减损软实力，丧失道德感召力，世界各国都需要有责任感的国家站出来谋划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规范和原则。回顾欧美社会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如果仅是考虑自身的发展，或者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美国优先”，那么这种发展不会长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如果发达国家任由资本控制社会发展，那么或将导致国内民意基础的崩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政治僵局就是典型例子。美国要走保护主义的老路，恐怕还将招致全球更大范围的批评和更有力度的反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