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来说，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调整演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就的强大政府，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都从属于政府，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演变，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历史与逻辑：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与之相应的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全能型”向“效能型”的转变；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之一，服务于发展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的式微经过改革开放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而社会演变则是在上述两大因素的作用下，由新中国前30年的单一公有制下的高度组织化，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城市化的推动，而转向阶层多样、利益多元、城乡一体的市民社会。今后三者关系发展的目标，应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
我们现在谈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般是指经济领域，但它是否合理有效则很大程度反映在社会是否稳定与和谐，发展成果是否共享，换句话说，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否具有“获得感”、“安全感”和“主人公感”。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至10000美元之间时，因为经济发展成果没有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动荡，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从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重视，需要加强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将政府、市场关系变革与社会阶层和治理结构演变放在一起观察，就是想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农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到8%，乡村常住人口下降到41.5%；由于上述两个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由过去高度组织下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户籍制度虽然还没有取消，但是已经大大松弛了，人口迁徙和流动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越来越多地掌握在私人手中和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迅速扩大。上述这种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阶层分化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都使得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改革开放前：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历史教训和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将保证国家安全放在了首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尤其要加快发展非常薄弱的重工业。
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加上一百多年的战乱和西方封锁，工业化的资金只能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而农业的落后与经营分散，使得剩余不仅很少（甚至没有解决温饱）而且非常分散，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又很紧迫，于是中国就学习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可以实行高积累政策并把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同时这种体制又可以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即将农民纳入于以地域为单位的集体组织中，将城市居民纳入各类“单位”组织中，中国社会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和制度变迁的后果。
可以说，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国家权力由公共领域逐渐扩大到私人经济领域并最终取代私人在生产和消费方面自主权的过程，这种权力的取代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计划经济这个经济基础变革为条件的。正是通过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在社会结构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上只存在着集体经济中的农民阶级和各种“单位”中的工人阶级。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然强化政府的权力，从而形成“全能型”政府。但是，由于这个政府的经济基础还仍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作为各级政府核心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有效地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虽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可以举国之力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体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以下弊病越来越突出：在宏观经济层面，“计划失灵”成为常态；在微观经济层面，“活力不足”形成痼疾；“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成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在供求关系方面，“短缺”和“卖方市场”成为常态；在发展速度方面，“投资冲动”、“供给约束”导致经济波动。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加快发展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目的，因此，从1956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不少好的思想，如陈云提出“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两种计划方法”，周恩来提出的“稳步前进”，刘少奇提出的“利用市场”，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和“消灭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资本主义”等。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被视为是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基石，因此改革就被局限在经营管理层面。从1958年开始，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来看，是一个政府权力强化、市场作用式微、社会管制严厉的走向，试图通过加强各级党和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全面控制社会，来解决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而当这种控制和强迫不能以人民内部的理念和规则来解释时，从“阶级斗争为纲”到“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文革，愈演愈烈。而实际上，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中国恰恰是只存在着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的阶级斗争。当然，由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超出了当时党内外干部的管理能力，而权力又过于集中并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就难以避免，而把这些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则进一步扭曲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