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78-1992年：突破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
以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收入。
在这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革除和改变已经被事实证明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但是到底哪种体制机制好，适应中国的国情，则还需要探索。因此，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实行的是“诱致性变迁”，亦即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不仅从体制的薄弱环节、也是原有体制束缚最大、生活最困难的农业和农民开始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干）到户。农村改革不仅见效快，也为后来的全面改革起到了开辟道路和示范的作用。这种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到1983年实行了25年的人民公社解体，则标志着“政社合一”、严格限制农民自由的“集体”时代结束。1987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工作方式等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正式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地位。至此，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治理体制。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实际上不仅突破了计划经济，也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对农户来说，除了耕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属集体所有外，其使用权和其它生产资料基本上已经为农户所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民不仅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尽管提倡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且可以脱离区域的限制，进城销售农副产品和“长途贩运”也得到允许。虽然城乡之间的分隔因户籍制度（包含粮票）尚未突破，但是农民已经率先脱离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村共同体”。
城市改革实际上是与农村改革同步进行的。但是进展和成效都没有农村改革这么快，但是在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方面也有了很大突破。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在城市就业压力下，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原来那些没有稳定职业的城市底层或待业青年在从事“光彩事业”的鼓励下，自行就业，大大活跃了城市经济，成为当时作为补充的“市场”主体。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体制内人员，从而在80年代形成了两次“下海经商潮”。另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引进外资，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由于外资企业的工资普遍大幅度高于国有企事业单位，从而成为令人羡慕的单位，在城市就业导向上具有很强的诱导性。
在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从初期的对“放权让利”到1984年以后吸收农村改革的经验，“包字进城”，推广“资产经营责任制”和“拨改贷”，将企业承包给全体职工，并实行“价格双轨制”，于是出现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并行的经济运行格局。
首先，政府“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善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在内的配套改革。
其次，理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2］
通过改革来继续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打破原有经济体制、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进入1987年后党的十三大需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新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里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词，但是内涵已经具备，“市场经济”已经呼之欲出，被称为“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与这个新体制的改革目标相适应，明确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以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例，这是一次弱化专业经济部门分钱分物、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转向行业管理的改革。通过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使机构设置和人员进一步减少，而且使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开始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在弱化微观管理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宏观管理。
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中积累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88年的“抢购风潮”，国民经济被迫转入“治理整顿”。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政府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从结构，到“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板快结构再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上下结构，最后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含混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