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为根本减贫手段
党和国家在推进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基本依据，力求从根本手段上破解贫困难题。这一根本手段，就是不断发挥生产力在减贫工作中的助推作用，持续夯实减贫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探索和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强调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注重依靠发展来减贫，并根据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实施符合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减贫政策，采取有计划有差别的减贫方式，不断提升减贫实效。
在发展生产力中积极减贫。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大面积灾荒加剧了贫困程度，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党和国家减贫的重心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阶段主要采取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对贫困地区进行物资输送等措施缓解贫困。改革开放新时期，减贫的重心转换为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鼓励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到进入21世纪后的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化扶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迅速，对减贫工作形成了强大的支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着力在构建大农业发展格局、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减贫历程，不仅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获得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切实保障。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1318万吨；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到30477万吨；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到46218万吨，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跃升为65789万吨，我们成功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实现了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的中国奇迹。
在解放生产力中有效减贫。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积极消除贫困、持续改善民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等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不断得到破除，在整体实现解放生产力和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保了农民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保证了贫困人口的农业收入来源；乡镇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改变了贫困人口单一依赖农业生产生存的状况，农民可以自由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促进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破除束缚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弊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健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脱贫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发挥；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民工同工同酬等权益得到保障，贫困人口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2018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627元，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在保护生产力中稳步减贫。保护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在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和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党和国家注重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相结合，明确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充分发挥扶贫的生态效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积极推动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贫困地区生态恶化问题逐步缓解；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农业，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我国开始树立绿色减贫的发展理念，走上了可持续的绿色减贫道路。在保证一定脱贫速度的同时，着重提升扶贫开发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减贫的重心转变为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在保护中寻求发展。在扶贫开发中，坚持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改善的双赢；坚持精准扶贫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合理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加快推动贫困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