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壮成长。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解决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构建完备的人才梯次结构，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要加强人才投入，优化人才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有外媒曾评论：美国今天依然能够引以为傲的，最核心的就是科技领域。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中国不存在什么科技”“在山寨美国的科技”“开始认同中国人也有自己厉害的科技了”三个阶段，现在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担心中国的科技水平跟美国平起平坐。
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中，中国科技的“性能”无论长处还是短板都有所展现。当前，中国科技挑战与机遇并存，正处于能否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变压力为动力，最关键的是充分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人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因素，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招，就是要通过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2018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推动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经济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从赶超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就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而言，美国仍然遥遥领先，欧洲、日本也都不错，中国整体排在20位左右。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科技发展计划，但具备世界影响的科学突破和技术发明不多，本土产生的诺贝尔科学奖迄今只有一个。
短板在哪里？科技基础仍然薄弱，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还有很大差距。
面对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有专家认为，这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把握新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展大趋势，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努力在新技术领域走到世界前列，增强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长征系列“金牌”火箭完成300次发射；中国空间站对全球科学项目开放；5G专利申请量全球排首位；人工智能的论文数量全球最多，企业数量、融资规模居全球第二……近些年这些值得骄傲的实践和成果也证明，只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牵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走好科技创新的先手棋，才能占领先机，不惧挑战。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蕴藏的巨大潜能，有力推动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必须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革的深化会不断释放创新潜能，加速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实现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了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正是得益于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的强劲创新活力。
科技领域是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当前，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现象仍较突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要科技体制改革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针对当前形势和外部环境，不少科技界人士认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口，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充分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没有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任何创新都不可持续。”中南大学邱冠周院士说，科技强国首先是人才强国，只有让人才各展所长，创新创造的活力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说：如果可以让我带走微软的研究团队，我可以重新创造另外一个微软。“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美国海军陆战师”……这些说法的广泛流传，反映出人才的重要性。美国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二战前后大批科学家定居美国，以及此后全世界人才不断集聚所积累的智力资源。
技术是由人创造的，技术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华为早在2009年就组织全球无线领域的多位顶尖科学家，投入到5G标准和技术研发中，这才有了今天全球最多份额的5G专利。2000年到2003年间，IT泡沫破灭，西方公司过快收缩，华为仍然持续、大强度投入研发，进行人才储备，自此逆势成长，进入全球行业前列。至今华为的研发人员保持近50%比重。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的做法更为“夸张”。在企业还没有盈利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人才招聘，仅用3年时间就把研发团队从30人扩张到700人，其中包括150位博士。企业算得很清楚，“人工智能这本账其实是人才的账”。随着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要真正掌握核心能力，需要5到7年积累。核心能力的积累过程中，最重要一环是招揽足够优秀的人才。高质量的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尽快占领市场，也使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窗口做到行业领先。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认为，从现在起到2035年，这15年非常关键。要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关键在人才，必须给予科学家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保障，让科学家不再为生计发愁，可以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人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因素，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招，就是要通过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长期存在的“重物轻人”观念，严重制约科技创新
“重物轻人”在科技创新实践中，直接表现为对“物”和“人”的重视程度不同。
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的研发活动，“重物轻人”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科研活动自主权、评价体系等方面。
如果对人力没有相应的投入，不能使科研人员专心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不能汇集天下科技英才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那么即使有了良好的研究设备和业务经费，也难以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
许多专家表示，中国科技界要正视差距与挑战，切实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当前必须下大力气破除长期存在的“重物轻人”观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核心”。
“重物轻人”在科技创新实践中，直接表现为对“物”和“人”的重视程度不同。比如，在科研经费投入和使用中，仪器设备等“物”的费用占了大头，而用于“人”身上的劳务费用、激励费用都较低。
一位高校青年教师根据学校政策申请到100万元的科研经费，最后分给个人的绩效奖励只有4000元。这导致完成学校规定的课题申请任务后，没人愿意再去申请新的课题经费。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用比例偏低。如美国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中，项目人员薪酬、博士生学费、生活费比例可占60%左右；如果招收博士后或从事理论工作，该比例还可以更高。
我国科研投入中的这种“重物轻人”观念，严重制约了科技创新。一位科学家以自己的项目组举例：“我的团队中只有两三位博士后，国际上像我们这样的大组，一般都有十几个博士后。”这样一个在国内处于前沿梯队、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团队，博士后一年的工资收入是12万元人民币，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由于收入偏低，加上项目经费的激励作用不足，团队中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已经逐渐出现流失现象。
这位科学家认为：“能够走上科研这条道路的，大多是非常热爱科研的。但仅有热爱还不够，青年教师们还面临着住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问题。如果能在经费投入上予以适当补贴，给他们创造心无旁骛的科研环境，相信能激发更多人的潜能。”
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的研发活动，“重物轻人”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科研活动自主权、评价体系等方面。
收入最能反映人才价值。科技人员薪酬作为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激励措施，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虽已不断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当前青年科研人员的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北京一些高校，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年收入在十几二十万元。尽管与过去相比已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考虑到当地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等因素，这样的收入并不算高。有的科研人员诉苦，每个月的房租都要占到收入的1/3，如果买房，月供更是要花去将近一个月的工资收入。
专家指出，青年科研人员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恰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偏低的收入水平难以让他们静下心来做科研，严重影响创新积极性，也导致人才流失现象频频发生。
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收入分配受“工资总额”限制，向科研人员发放绩效奖励、创新奖励时，往往难以打破常规，导致激励作用不足。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科研人员的获益比例，仍远远低于成果转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科研活动自主权放权方面，在科研项目管理上仍未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信任，管得过细过严。申报项目程序繁琐，科研人员需要填写繁多的表格；不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项目申报和结题等方面，不给予充分的空间和时间。这些都大大束缚了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这样的呼声已超越科学界，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评价体系关系科研人员的成长、晋升，是另外一种激励机制。尽管相关政策要求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实施“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一人才评价标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依然严重，导致一些应用型人才尤其是企业的科技人员很难在人才评价体系中“对号入座”，创新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现有人才评价标准让企业人才在评价方面依然较为吃亏。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人介绍，职称评审中要求的学历、论文、课题等硬性指标对企业往往很不适用。“我们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技术能力强，在业内也很受认可，但由于长期在企业工作，论文和课题很少，市里的一些人才政策都申请和享受不到，好久才评上副高职称。”
一位曾获世界机器人竞赛冠军的企业技术总监，由于缺少论文，申报各种人才计划都落选。科技人员的职称与国家项目获取、各种奖项申报等紧密挂钩，对企业来说，缺少职称很难申报到项目和奖励。“有的项目要求团队中60%以上是副高职称或者博士，这一项就把企业卡死了。”
有企业人士坦承，对于企业来说，发表论文意味着要把核心技术公之于众，企业不愿意这么做。即使愿意，做项目要争分夺秒，哪有时间和精力写论文？
人才是千差万别的，人才政策不能“一刀切”。过于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就是典型的“重物轻人”。
可以说，“重物轻人”的观念，以各种形式异化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禁锢了人的创新活力和能力。
“如果对人力没有相应的投入，不能使科研人员专心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不能汇集天下科技英才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那么即使有了良好的研究设备和业务经费，也难以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中科院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说。
多位专家都以华为公司的研发为例。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介绍，华为研发投入的70%用在人头费上；华为内部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为3∶1，并且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正因为能够不断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有了技术做坚强后援，华为才能在重重压力面前表现不俗。
只有破除“重物轻人”观念，才能够激励人才奋力向前
“重物轻人”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原因复杂，既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也有发展阶段、科研管理体制等客观现实因素。
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实现引领性、颠覆性的创新，必须从整体上改变“重物轻人”的观念，激发广大科研人员潜能，从根上提高科技事业对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
破除“重物轻人”观念，要靠深化改革，把人的创造性劳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人是科技活动的核心,科技政策的出发点要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来设计。
“重物轻人”的观念已不适应当前科技发展大势。
早在2003年，时任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院士就提出，科研要彻底改变“见物不见人”的观念。近年来，很多科学家纷纷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给科学家“减负松绑”的改革举措，但“重物轻人”现象仍未有根本改观。
“重物轻人”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原因复杂，既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也有发展阶段、科研管理体制等客观现实因素。
我国农业社会历史很长，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牲畜是主要生产资料，人力成本则很低，因此“重物轻人”是农耕文化的产物。
“重物轻人”观念在科技界的“流行”，也与我国实施科研计划课题制时的发展阶段、管理理念有关。1999年我国提出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实行课题制，并首次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中试行。课题制实施之初，就设计为全额预算管理制度。初衷是为了规范各科技计划的经费使用，减少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浪费。
一位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专家介绍，在课题制经费的设计中，人员费用占比较低，主要是考虑了当时的科研人员大多为“单位人”，工资由财政全额拨款支付。而欧美等国家的课题组中，科研人员的流动性较强，除教授的工资由学校支付以外，博士后、合同制研究人员的工资都需从项目经费中解决，因此人员费用占比较高。此外，课题制实施之初，我国的科研仪器设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也确实需要购入大量的先进设备。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刘云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科研体系构架中，这样的经费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以传统的思维模式、惯性的管理方式来处理“物”与“人”的关系，重视物质条件建设、轻视科研人员劳动报酬，就难以体现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知识创造价值，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专家认为，“重物轻人”观念，涉及如何对知识“定价”。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化的知识价值评价导向，是一种不以结果为导向而以投入和成本计算为导向评价科技创新的理念。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节省有限的资金，对科技投入采取成本核算的方式，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不能再用测算成本来对知识定价，而是要用社会价值来对知识定价。“画一条线，1元；知道在哪儿画线，9999元”，这个很早就流传的故事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进入工业社会、信息时代，人才的创造性意义和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如果继续用科技成果的研发成本来给人才和知识定价，必然会导致评价导向扭曲。
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实现引领性、颠覆性的创新，必须从整体上改变“重物轻人”的观念，激发广大科研人员潜能，从根上提高科技事业对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
破除“重物轻人”观念，要靠深化改革，把人的创造性劳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有专家认为，科技的本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是智力创造而不是体力创造，人是科技活动的核心。因此，科技政策的出发点要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来设计。
——改革经费使用和分配机制，真正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多位专家表示，科研经费中人力薪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议在经费使用中明确规定人员相关费用占比可以提升至50%甚至更高，建立起科研人员合理的收入机制。
——改革科研考核、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专家表示，要改革现行的科研考核评价机制，淡化考核指标，为科研人员提供宽松的成才环境；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充分调动积极性。
——发挥市场对要素价格的导向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人才价值来说，要真正通过市场机制来体现人才价值、给知识定价，要舍得给予丰厚的待遇。甚至在人才争夺中早早出手，用多种方式获得顶尖人才。对此，任正非举例说，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看得更加长远。发现优秀的大学生，就会招去企业实习，专门培养，这已超越了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俄罗斯一所大学的学生连续几年获得世界计算机竞赛的前几名，许多学生都被谷歌公司高薪挖走，但华为也愿意开出比谷歌更高的薪酬把他们招过来。这是对人才价值的最大尊重。
——通过市场手段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让人才、成果、机构都“活”起来，让科学家富起来。将科研成果积极进行转化，让科技成果的创富效应更加显著，创新驱动的作用就会更加突出。
破除“重物轻人”的观念，提倡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的科研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专家建议，要从观念上真正实现转变，首先要让社会各界尤其是科技管理者等，充分认识到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科学家的氛围，提倡创新文化，鼓励创新思维。
当前，中国科技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位势。在压力下，看似进入“深水区”，遭遇“风险期”，实际是适逢“机遇期”。好比一架新飞机试飞过程中去尝试极端状况，其目的是要找出飞机在特殊条件或状态下的性能极限。但飞机试探性能极限，是为了确定安全飞行的边界“红线”。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则是要不断突破性能极限，从而跃上更高水平。在此过程中，只有破除“重物轻人”这种旧有观念的束缚，才能够激励人才奋力向前，勇攀科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