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巨变，再合适不过。最近20年时间，中国城市化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50%，当前的城市化率更是接近60%。可以说，中国近20年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世所罕见，中国理论上已从乡土中国演变为城市中国。那么，一种新的都市精神是否形成？在笔者看来，如此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都市精神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它在短期内的确塑造了一种新的都市生活方式。这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快递行业的井喷式发展，它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的都市体验带给了每个人。
“快递”与新都市生活方式的兴起
无论在经典社会学家的论述中，还是在都市研究的谱系中，“快”都被认为是都市精神的重要内核。相较于乡村生活，都市生活方式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作为一个增长机器，都市将人口、技术、资本等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物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生活方式是服务于机器增长的，“效率”是其重要特征。二是作为数量庞大且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都市将不同社会关系、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制度。简单说来，都市生活方式彰显个性，人际关系相对冷漠却又高度依赖，必须依靠一系列规章制度和专门机构来整合。三是都市本身就是一个观念集合体，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现代性”。它既充满激情，又处处留有冷漠；既自由，又处处受到严格规制；既充满理性精神，又容易制造非理性。基于此，“快递”是典型的都市生活方式的产物，亦在进一步构筑都市生活。
“快递”是一种新业态。自古以来，物流都是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帝制时代可否实现“八百里加急”或许是帝国有效治理的前提；而“邮政”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装置，没有以电报、铁路等为技术基础的“邮政”，就不会有近代国家转型。快递业的兴起，不仅仅是邮政市场开放的产物，更是建基于高铁、航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聚合。归根到底，它是基于“快”而构筑的新业态。有趣的是，这个新业态紧扣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为资本提供了新的自我循环场域，却是通过聚集“快递小哥”这类新一代职业群体而形成的。
“快递”代表着一种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快递业有一个漫长的产业链，将各个职业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聚合在一起。从风投玩家、各大平台的规则制定者，到各级快递代理商，再到数量庞大的“快递小哥”，一种统一的行业规则将存在巨大鸿沟的不同社会群体聚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新的都市生活方式。人们因为有了快递，吃喝玩乐不再依赖于原有的城市设施。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让商业中心代替了教堂、市政广场等成了城市中心；那么，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很可能意味着一种去中心化的都市生活方式的诞生。“网购”这一消费行为，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有无限可能性的第三空间。
“快递”彰显了都市精神的内在张力。快递业显然是创新的产物，代表着都市激情，但它恰恰又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劳作方式。互联网治理超越了“泰勒制”，它让那些快递点的自主经营者和高度独立的“快递小哥”有了进入现代商业系统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看似传统的个体经济，恰恰被纳入了高度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也正因为它兼具“创新”和“传统”，使得其徘徊在坚持规则和“越界”的模糊地带。比如，快递业的极速发展，给城市的市场监管、交通规则等出了难题。仅仅是从“快递小哥”这个群体的观念看，他们的工作虽高度自由，并无典型的“泰勒制”的身体规训，但处处受苛刻的“计件制”和服务评价的制约。
“快递”本身就是关于“快”的都市经济、社会和精神的综合体，它传递到都市体系中，迅速影响着城市运转的逻辑，并连带影响着城市治理。
“快递”与非正规经济的转型
传统上，非正规经济被认为是一种“集市经济”，它是指那些经营规模小、不需要职业门槛、亦无太多资金要求的，以自雇经营为主的经济形态。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摊贩经济，他们不纳税，甚至不受政府的市场监管，未纳入正规经济体系。以摊贩经济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一度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与现代市场体系格格不入的经济形态。但是，哪怕是传统的“集市经济”，并不一定与现代的全球市场体系相隔绝。事实上，很多产品都是工厂生产出来，然后通过现代物流体系流通到自雇经营者手中，进而作为商品传递给每个消费者。甚至在经济效率的考量上，摊贩经济也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其灵活性恰恰是应对市场风险的最大优势。因此，非正规经济并不必然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而萎缩，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张。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正规经济扩张在挤压非正规经济的空间，还不如说它同时在促使非正规经济的转型，“快递”就是一个典型。
“快递”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街头非正规经济的转型：一方面，它为非正规经济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传统上，非正规经济的最大障碍在于如何将产品“广而告之”，因为缺乏正式的产品信息发布渠道，甚至无固定经营场所，经营时间亦不确定，它严重依赖于“口口相传”这一限制极大的传播方式。因此，流动摊贩的梦想往往是能有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最好是在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固定经营时间，这样才能有比较固定的客源。但“快递”及O2O技术的出现，却让非正规经济有了“广而告之”的可能。如今，几乎所有自雇经营的小店都通过“快递”扩大了市场网络，最为传统的“摊贩经济”竟然也搭上了极为先进的“互联网经济”的快车，这或许是“快递”所带来的经济奇迹。
另一方面，它让非正规经济更为隐蔽。传统的非正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路边摊”模式，它需要通过叫卖、流动，甚至现场制作等方式吸引顾客。但是，快递的出现，则让非正规经济不再简单依赖于路边展示，而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的配合实现了前台和后台的分离。非正规经济的从业者可以在“后台”制作商品，通过快递将商品送达至“前台”。这几年有些平台对商户的审核并不严谨，使得一些本来就租住在城中村，靠摆地摊生活的流动摊贩，也逐渐进入网上平台。“快递”其实是非正规经济隐蔽化的链接要素。“快递”更为方便地实现了制售分离，让非正规经济的从业者可以隐藏在“后台”，也使非正规经济更为便捷地与正规市场混合衔接。对于“快递小哥”而言，他们并不在乎商品的性质，而只在乎更快地将商品从出售者手中传递到购买者手中。无形当中，那些未纳入正规市场监管、也未曾纳税的商品，与正规经济领域的商品在“物流”渠道中实现了混合——同样零散的、数量庞大的“快递小哥”，竟然在不经意间为非正规经济提供了庇护。
当前中国城市非正规经济最让人惊奇的一个景象是，看似极为传统、简陋的“路边摊”经济，竟然在最为现代的互联网经济大潮中获得了生机。“路边摊”几乎都在使用电子支付，从而提高了面对面交易的效率，减少了“找零”等计算环节。更重要的是，它让不见面的交易普遍化，摊主和顾客无需同时同步现场交易。当然，这种不见面的交易方式，恰恰是通过快递连接起来的。
“快递”的治理形态
“快递”本身就是“效率”这一都市精神的产物。让城市运转得更快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生活节奏的加速亦是都市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于市政管理部门而言，“快递”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意外，它很容易被纳入相关的治理轨道中。不过，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扩张，快递的治理事务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对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就笔者的田野调查来看，它至少对交通、城管、住房管理和邮政等几个市政管理领域提出了挑战（详见表1）。
某种程度上，“快递”本身并未制造新的治理事务，它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治理事项，都可以在既有的市政部门中找到相关的职能。与电动车相关的交通管理，在电动车出现之时就逐步纳入了交通管理部门的视野，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管理规则。与城管部门相关的电动车及快递物件乱摆乱放的问题，也早就在“占道管理”的相关管理条例中明确。而住房管理部门关于出租屋的管理，其实与“快递小哥”并无直接联系。至于邮政部门对“快递”的合规性管理，则更是有法可依。
问题恰恰在于，尽管每个部门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法规依据，并按照部门的职能对“快递”展开治理，但除了邮政部门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快递”在短期内所产生的治理事务，对各个市政部门都构成了挑战。这个挑战源自于“快递”治理事务具有“剩余事务”的特征：它看似细小琐碎，却难以处理。通常而言，治理事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易处理的事务；一类是复杂且难以处理的事务。前一类事务往往是各个市政部门的“主业”，专业性强，易于认定，且有相对明确的法规依据；后一类事务往往是各个部门“主业”的剩余事务，不易认定，法规依据也不明确。对于交通、城管、住房管理等部门而言，“快递”衍生而来的治理事务，均是各个部门的剩余事务。以交通部门为例，其部门“主业”是管理大中小型车辆，电动车的管理只是“副业”——对于这些部门而言，由于电动车数量多，且执法难度大，管理成本高、收效低。并且，由于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近几年的管理重心只能是完善相关法规，实际管理的投入自然就比较小。
“快递”是一个典型的因新业态的出现而产生的治理事务，它对城市治理更为根本的挑战在于打破了原有的治理常规，塑造了新的街头治理景观。近几年，得益于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些地方的街头景观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地方的街头景观变得越来越符合人们对都市生活的想象，高楼林立，商业广场遍地开花，俨然变成了“城市增长机器”。为了创造一个整齐、洁净、繁荣的市容环境，连街头巷尾都按中产阶层的品味进行改造。恰恰是在这几年，“快递”却在重新塑造街头景象。街头摊贩或许变少了，但摊贩经济却未必减少，它只不过不再依赖于街头巷尾的人员聚集，而是依赖于线上线下的精准匹配。传统上针对弱势群体的城管执法冲突的确是减少了，但每天针对电动车等摆放的服务管理工作却在急剧增加。以前，交警主要针对有车一族（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产者）进行执法，但现如今针对“快递小哥”这类群体的交通执法在急剧增加。因此，“互联网+”所创造的新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对街头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快递”的治理事实上在考验着城市共同体。在当前的都市中，不同群体对“快递”有不同的诉求。对于从业者而言，“快递”本身就是进入城市的一个阶梯；但对于城市有产者而言，“快递”仅仅是城市便捷生活的一种手段。对于消费者而言，“快递”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对于生产者而言，“快递”仅仅是“时间就是金钱”的表现。对于都市生活的规划者而言，“快递”是城市创新的结果；但对于市政管理者而言，它或许是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治理事务，提高治理成本。同时，“快递”也蕴含着都市精神的内在冲突。人们一旦进入“快递”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在体会到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会滋生忙碌、无聊的心理体验。并且，这一体验本质上是由抽象的时间规则所塑造的，“快递小哥”们也许不用受类似工厂里的老板和管理者的支配，进而体验到“自由”，却在不经意间受制于围绕着“快”而设计出来的一整套行业标准。让“快递”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满活力而不失序，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市政管理技术，或许还要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快”的城市意象。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