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普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构成和机制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独特做法和成功经验。通过普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知识和法律规范融入人心，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信念，再通过将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转化为法治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充分实现；通过普法，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参与度和责任心不断强化。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能够不断取得伟大成就，长期坚持的全民普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疑难待解，普法实践中存在新问题
全民普法工作自1986年“一五”普法正式展开，至今已有34年。法治宣传教育的成绩举世瞩目，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法治宣传教育仍存在普法内容供给不充分、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培育重视度不够、普法工作系统性和协调性不足、普法供给和需求不衔接等问题。
一是党政机关主导的普法模式所提供的公共法治宣传产品有限，而经费短缺又进一步限制了国家机关的普法产品供给能力，难以满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法治需求。因此，需要不断扩大普法主体的范围，推进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普法，创新多元化供给模式。
二是普法工作偏重于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相对忽视了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的培育。与此同时，受众对普法工作更多的是理性认同，并非是心理认同。
三是存在条块分割现象，导致普法工作系统性和协调性不足，普法内容趋向碎片化、简单化，法治宣传教育的系统性、结构性、整体性功能发挥不充分。法治宣传教育既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必须有效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形成普法合力，打造普法者与受众，普法与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相互衔接、相互融合的普法系统。
四是普法内容供给与群众法治需求不相对应，既不能充分满足需求，又浪费了普法资源，导致普法工作形式上热闹，实效性却不强。有的地方甚至仅以挂横幅的方式应付普法日的宣传要求，导致群众对法治宣传的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以需求为导向，增强普法实效。
正是基于普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重要部署，对法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普法的主体、对象、内容、目标、任务、机制和方式等不断推陈出新，一方面应进一步落实普法责任制，形成“大普法”“共普法”格局，重组“供给侧”；另一方面应依托信息技术，创新普法形式，探索精准普法，更好满足“需求侧”。
创新机制，合力提升普法实效
形成“大普法”格局，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全过程。落实普法主体责任，是增强法治建设和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前提和基础。“七五”普法规划健全了普法责任制，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指出“国家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主体，同时肩负着普法的重要职责”，“国家机关普法实行部门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加强部门与地方的衔接配合，完善分工负责、共同参与的普法工作机制，形成普法工作合力”。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就是要形成“主体明确、责任清晰、协同共进、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使普法与执法有机结合，融入执法的全过程、各环节，让人民群众在法治实践中以生动直观的方式理解法律规定，明白法律道理，培养法治观念，感受法治精神，认同法治理想。
形成“共普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普法新机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髓就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普法领域亦是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法治宣传教育不再是党政机关统揽包办，而是要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多元化的普法主体，共同提升普法质效。法治宣传教育是重要的公共产品，要增强普法工作实效，其根本在于引导和平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为普法对象提供有效、有用、有针对性、满足现实需求的普法内容。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是丰富多样的，即便是大力推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行政主导型的普法所提供的公共法治宣传产品也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探索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普法的机制，创新多元化供给模式。比如，健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培育和壮大社会、市场等各类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主体，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引导和支持民间公益性法治宣传与法律服务机构发展，鼓励媒体、科研机构等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参与、支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发展法治宣传教育志愿者，建立健全注册招募、服务登记、管理评价、业务培训等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普法的良好局面。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法律服务资源。有效提供法律服务，是满足和扩大人民群众法治需求的有力措施，是将法治获得感转化为法治责任感的有效机制。因此，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服务的便捷。据统计，截至2019年2月，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网络、热线三大平台全面建成，各地共建成2900多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9万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实体平台普及化目标基本实现，法律服务网功能不断完善，12348服务热线覆盖全国。各地市、区县、街镇、村居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上下联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集各项职能于一体，采用窗口化、综合性、一站式服务模式，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由分散向集中、由后台向前台、由管理向服务、由业余向专业、由隐性向显性的五大转变，真正把法律服务送到了群众“手边”，增强了群众对法治的信任。
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
创新参与式、案例式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参与式普法的典型，是立法机关将法律起草制定过程作为普法的重要形式。近些年来，立法机关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力争实现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特别是对社会关注度较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立法机关往往多次、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加强了与公众的协商和沟通。群众通过立法参与提升了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了解法律、认同法律和遵守法律。案例式普法的典型是司法公开、以案释法，这已发展成为近年来最为直观、生动、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形式。司法机关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落实以案释法的普法工作。同时，打造多个网络平台，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创新普法工作方式，构建“互联网+”普法新模式。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群众获取法治信息的重要途径，利用互联网创新普法方式已势在必行，需应势而为。“互联网+”普法新模式要求普法主体，特别是国家机关和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主动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普法工作从人海战术向科技战术、从传统模式向互联网模式转型，从而实现数据共享、平台集成以及服务智能。例如，江苏省司法厅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探索推进“法律服务云”的建设，努力构建“智慧法务”新模式，实现了服务产品的系列化、精细化，服务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渠道的多元化、便捷化，有效提升了法律服务的精准性、即时性、互动性和持续性。
丰富载体形式，拓宽新媒体传播渠道。首先，新媒体具有渠道广、传播快、互动性强、覆盖率高等特点，在普法传播的互动性、精准性和融入性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新媒体时代，深入开展普法工作，要加强普法网站和普法网络集群建设，提高运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技术开展普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拓展多种类型的传播渠道，构建新媒体普法新格局。比如，当前中国普法网已经形成了“一网两微”（中国普法网、中国普法微博、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模式，增加了移动用户的参与率，实现了普法活动覆盖面的有效提升。其次，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移动客户端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是精准普法的重要接口。构建“移动客户端+”的普法传播模式，通过用户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相关的信息反馈，推送符合用户偏好和需要的个性化普法内容，能够使普法宣传、法律服务触手可及，从而提升普法效率和准确度。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在享受“面对面”法律服务的同时，可以在生活的任何角落，以“键对键”“屏对屏”的方式获得优质法律服务。最后，在智能时代，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更新普法理念、观念和方法，转换传统的线下普法为线上线下一体化联动普法，通过线上法律咨询、网络知识竞赛、网络知识问答等普法新方式，实现普法渠道的“零间隔”、普法过程的“零距离”，实现“即时普法”“精准普法”和“有效普法”。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