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呈现了新的特征，发挥着新的优势——
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体现在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这三个“新”的结合上，由此也使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到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林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为了迅速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状况，新中国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具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和优点，一是充分发挥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统筹协调和整合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府的政策规范和引导作用。
张渝政（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举国体制，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李海波[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
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进取精神，将新型举国体制打造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等内容，那么，何谓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产生有何背景、历史渊源？它有什么特点、优势？何谓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为何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我们特邀有关专家作答。——编者
举国体制不等于计划经济
主持人：何谓举国体制？
张渝政：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举国家之力，即举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去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李海波：讲举国体制，需要澄清一些误识。一提举国体制，有些人就认为是计划经济，担心出现资源浪费、抑制人性、效率低下等问题。其实，本质上，举国体制是一项组织体系的制度安排，属于政治体制，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所在。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则是对经济生产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方式，属于机制模式。两者一为体制，一为机制，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更不能简单画等号，认为举国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这是把体制和机制混淆了，错误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等同关系。
主持人：举国体制的产生有何背景？又有何历史渊源？
林建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此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直接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新中国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坐标上起步的，更是在战火纷飞和国际上全面封锁的环境中起跑的。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逐步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具特色的举国体制。
张渝政：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同邓小平所说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肯定这样的举国体制也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也是我党一贯的主张和优良传统，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的思想；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49-1952年，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等，都是这种举国体制思想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举国体制的肯定，既是对我们党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再次肯定。
谢茂松：如果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的话，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华文明以维持大一统，即大国政治、大国规模的统一性为文明之常态，国家、政府起着组织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国家的重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层下贯、落实，这可以算作是举国体制的历史因素。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西方列强军事、经济侵略背后的支撑是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文明属于工业文明，近代的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无法对抗船坚炮利背后的工业文明。因此，中国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要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深层次上是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组织、动员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较之农业文明是远为高度的组织化。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过长时间的高度发展，大幅落后的农业中国为了能与之抗衡，不能亦步亦趋，而需要有大力赶超的大战略，这就需要善加利用自己的体制优势，要将旧有的前举国体制向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大幅转变。这是现代的创新，也具有深层次的文明连续性。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现状，新中国制定了“五年计划”等中长期规划，“两弹一星”则成为举国体制成就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