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答问】
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霍建国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胡必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
1、面对逆流，中国最好的应对是更有力、更坚决地扩大开放
光明智库：习近平主席在6月底的G20大阪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将“进一步推出若干重大举措，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有何重要意义？
霍建国：今年的G20大阪峰会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幻的关头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重要发言备受瞩目。讲话不仅明确指出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路径，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体现了中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的智慧与定力。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宣布了中国将要采取的五项重大开放举措，以实际行动充分说明：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始终不变的；强调开放不仅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合理选择，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与迫切任务。各项开放举措不仅有总体要求，而且有具体内容，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明确、积极的信号，有助于世界各国看清并排除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各种干扰因子。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及其影响力，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极强的稳定因素。
屠新泉：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我国也面临一些国家的非法限制和不实指责。当此形势，中国最好的应对是更有力、更坚决地扩大开放。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以实际行动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经济治理大局，这也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必然依赖于对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和国际智力更加广泛、全面的利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更好融合。同时，扩大对外开放也可以促进国内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高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开拓新的市场、技术和资源，推动企业自身乃至国民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
胡必亮：目前，中国已经站到了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上。在世界经济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以开放引领发展，努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对于国内而言，此举是以开放促进改革深化；对于国际而言，是中国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世界，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以中国方案推动世界更好发展。
2、多路并进的开放战略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光明智库：近年来，我国在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方面，打出了哪些组合拳，效果如何？
霍建国：对外，我国首倡的共建“一带一路”进展顺利，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引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方面的推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内，我国已经成立了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在提速。自贸试验区不仅将在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将在稳定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些自贸试验区的引领下，各地奋力探索，必将形成更加健全、更有活力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有人担心中国的外资会外流，有些加工业面临外迁压力。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高水平开放，加快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能有效对冲任何外来的冲击和影响。保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我们有信心。
屠新泉：近年来，我国从多个方向、在多个层面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是通过建设一批自贸试验区，开展自主扩大开放的试验，在形成有效经验后向全国推广；二是多次自主削减最惠国待遇关税，大幅降低实际关税水平，6年来5次公布、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不断减少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三是通过双边和区域谈判，加快扩大对特定市场的开放幅度，如近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四是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如加入信息技术协议2.0、贸易便利化协议等。总体看来，多路并进的开放战略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是在已有水平上的扩展和深化，其边际增量和新增影响相对有限，而且国内产业已经适应了较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显著冲击。但是，由于当前的开放越来越涉及国内规制的调整，扩大开放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尤其是数字经济、互联网、文化、金融等领域的开放。如何在扩大开放和有效监管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未来我国政府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3、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从来都伴随着经济竞争力的下降
光明智库：从世界历史的视野考察，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普遍现象还是偶发现象，其根源何在？如何更好地凝聚各方共识，共同应对？
霍建国：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凡是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大国或区域集团都是惨淡收场的。历史上很多看似强大的帝国，在经历了从单边主义到霸凌主义的发展过程后，都没能逃脱衰败的命运。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从来都伴随着其经济竞争力的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看似来势汹汹，其实正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铁律会持续发生作用。
屠新泉：从世界历史来看，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绝非主流，也代表不了发展趋势。世界进入工业化发展进程之后，国际贸易和投资成为必然选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市场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相互依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之后，经济全球化已经得到深度发展，各国经济通过全球价值链相互融合、相互依存，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已经无法人为分割。试图通过单边主义的方式实现本国优先、单边获利，这从经济学上来说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应对当前有所抬头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形成勇于对抗单边主义的合力，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要客观看待经济全球化对特定产业、地区的冲击，鼓励各国构建合理的产业调整机制以及相应的国际规则，在确保经济全球化大局的前提下，给予各国一定的政策空间，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挑战。
4、新增加的外资将主要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光明智库：营商环境和外资平等待遇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宣布将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落实这些举措的关键点何在，预计将释放哪些红利？
霍建国：当前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关键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切实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主要解决的是外资投入的管理体制问题；二是在放宽外商投资限制的同时，解决好外资准入后的国民待遇问题，即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平等对待，建立健全外资企业投诉机制，加大力度保护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在开放的同时解决好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国企业才能减少后顾之忧，更大力度地来华投资兴业。如此，凭借中国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魅力，不但已有的外资会更加稳定，新的投资也会随之不断增加，进一步夯实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增强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屠新泉：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外资企业不仅带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培育了我国的企业管理人才、带来了国际销售渠道、激发了市场竞争精神。近年来我国多次发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正式的限制措施。除此之外，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营商环境。因此，营商环境改善的核心问题在于加强市场化和法治化，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缩小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提升立法的细致化水平，提高执法的透明度。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更有利于鼓励和保障各类企业在我国市场释放活力、公平竞争。
胡必亮：进一步改善中国营商环境应抓住两个要点：持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进一步减少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条件，吸引更多国外企业走进来，更大力度地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国际。
今年3月，全国人大已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国投资者、投资企业将不仅享有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而且在准入后也能享受国民待遇。这就从法律上解决了外资平等待遇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推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也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在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新增加的外资将主要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因为外资在这些产业发展方面有突出优势。今后更多的外资进入，将直接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一轮外资规模化进入中国，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整体的科技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中国百姓的消费水平。
在为此积极做好准备的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几个相关问题：在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要加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管理，防止因为外资大出大进而形成风险与隐患；随着更多外资进入中国，我国其他相关配套改革必须同步进行、及时强化，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等等。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韧性才会在变动中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防风险、抗风险的能力也可借此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