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所以，要增强国有企业活力，除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体制性因素外，关键在于激发企业中人的活力。
要着重激发企业中三类人的活力
核心骨干人才是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第一种是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主要的经营管理者，即国有企业家，这是企业中的“关键少数”；第二种是技术研发人才，即科技工作者，这是企业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第三种是工匠人才，即技能专长者，这是企业提高工艺水平的核心人才。
企业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者，是管理创新和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激发企业家活力，就是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也就抓住了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应该充分肯定国有企业家在管理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两年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大家对技术创新比较重视了，但相比之下对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不够重视，理论界的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如果这部分人的活力激发不起来，隐性效益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国有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搞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对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研发人才要给予同等重视，而决不能搞成“独轮驱动”。
再一种是技能专长者，也就是我们讲的“大国工匠”。这些年，在与“精密”两个字关联的装备上，我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要跟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比，在精密装备和技术上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人生活中的“模糊哲学”，比如中国菜谱上经常看到“盐少许”、“油几滴”、“酱油适量”等字眼，会不会对生产工艺也产生影响？但企业是讲究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地方，来不得马马虎虎。所以，在尊重企业家和技术研发人才、弘扬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同时，还要同等尊重工匠人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认认真真抓技术技能的提升，通过加大正向激励、开展技能比赛和创业创新创造活动，来做好精细化管理和工艺的改进。
可见，这三种人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企业如果留不住这些人才，出现了人才持续流失，那一定是我们的改革没有选准突破口。所以，围绕激发人的活力来增强企业活力，是判断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坐标系。国资管理机构这些年一直在持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重点就是要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充分释放人的活力，从而增强企业活力。
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激发人的活力要有良好的理论和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40年来，在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我们党有三大理论创新，即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和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理论，并相应地确立了三大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实践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回答和解决了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不能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和实践强调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统一，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定位企业党组织作用与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如何处理“新三会”和“老三会”关系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理论和实践强调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分开，依法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依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创造性地解决了国有资本出资主体不明晰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前期，人们总是说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出资人虚化，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确立以后，这个话就很少听到了。
这三项制度创新很了不起。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开始学习中国模式、中国方案，这并不奇怪。尽管目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去年底，越南成立了国资委，对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还有一些国家建立了独立的监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集中监管。不过总的来看，大部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都还存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不如我国解决得好。
大家也可能会说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公益类企业，主要集中在私人资本不愿意做的领域，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根据去年我们对39个国家的1300多家国有企业统计发现，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高度集中于金融行业、电气行业、初级产品制造行业和运输行业，竞争性领域也不少。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应该说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所以，无论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混乱，是机遇还是挑战，我们都不应该随风起舞，还是要走好自己的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制度的要求，也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现实的经验教训。
要尽快解决科技创新的“三入”问题
所谓“三入”，就是资本投入、市场导入和人才收入。经过多年调整，我国国有资本目前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也存在短板，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够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的布局明显不足，如商用芯片、数控机床、高端医疗设备和抗癌药等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卡脖子”问题。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加大资本投入、完善市场导入和增加人才收入至关重要。
比如说资本投入，国有资本敢不敢向这些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布局呢？这个领域的特点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风险密集，所以，要尽快解决国有资本注资问题和敢向这些领域投资问题，从体制机制上破除国有资本向这些领域布局的障碍。
再比如说市场导入，一种新兴技术和产品一般是靠企业自己打市场，但如果这种产品关系国家安全、具有战略导向意义，其初期的市场容量往往是有很大局限的。我国一些正在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导入的初期面临很多现实困难，通过政府采购、减费降税这种方式进行市场导入，可以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再就是人才收入。中央企业目前控股国内外上市公司403家，资产总额的65%、营业收入的61%、利润总额的88%来自于上市公司，但目前只有81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占比仅20%，实施力度远远不够。要舍得对各类人才进行激励，“多给他20万，让他多给你挣20亿”，把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绑在一起，企业拿大头，个人拿小头，这是双赢；如果反过来，“少给他20万，他给你少挣20亿”，这是双输。所以，只有给各类人才加足动力，创新发展才能开足马力。
近几年，国资管理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深化推进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建立由投资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基金、企业创新基金三个层次组成的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基金系，修订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包括下一阶段积极推动有关部门逐步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体系等，都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激发人的活力，引导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创建世界一流之路。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根据作者在《艰难与辉煌——谢明干改革发展文选》首发式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