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发现：
·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全球治理参与能力普遍较强，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则相对较弱，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能力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决策行动力方面，发达国家普遍表现出较强的决策行动能力；金砖五国决策行动力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目标实现力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拥有较强目标实现力，除印尼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实现力均低于均值。
·在成果分享力方面，发达国家普遍表现强势，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果分享力指标得分均低于均值。
·在发展创新力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出较强发展创新能力，中国和印尼表现出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新能力。
·中国在决策行动力、成果分享力以及发展创新力方面略优于美国，中国上述三个指标分值分别为91.01分、86.08分、88.57分，美国分别为89.81分、85.11分、83.21分；而美国在目标实现力方面比中国表现更好，分值分别为86.12分（美）和71.97分（中）。
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由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等二十方组成。G20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人口占全球的2/3，成员总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75%，其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增强了该机制的代表性、有效性和行动力。近年来，G20的全球代表性被广泛认可，在维持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促进主要经济体合作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全球化发展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社会内部分配不公平加深，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自由贸易呈现“碎片化”“区域性”发展趋势，无政府体系下的全球治理面临价值共识缺失、治理权威分散、治理边界模糊、责任主体缺位等治理难题。在这种宏观背景下，G20机制也面临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涌现，使得各国在经济政策上难以达成高规格的协议；在缺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全球化使得国内贫富差距加大，导致民粹主义上升；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对多边机制极不信任，也让G20的多边协调功能受到阻碍。上述原因导致G20机制自杭州峰会之后，达成有效共识的过程更加艰难，能够达成共识的议题也主要为环境、性别、就业等低敏感议题，再加上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此次大阪G20峰会上的中美首脑外交比G20峰会本身获得了更多关注。
G20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指标体系的建立
G20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指数指标体系的设计可分为三个层级，各级指标具有逐级的覆盖性，第三级指标具有直接的可测量性和数据可得性。一级指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属于“基础性指标”，由决策行动力、目标实现力两个二级指标构成；第二部分属于“优化性指标”，由成果分享力、发展创新力两个二级指标构成。
课题组在充分讨论论证和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指标结构如下：
基础性指标旨在反应一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性条件，基础性指标主要包括决策行动力、目标实现力。基础性条件是一个国家能否实施有效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同时如何提升这些基础性条件也是考验一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评判标准。优化性指标主要侧重于衡量一个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进行成果共享和可持续创新的能力，优化性指标具体包括成果分享力和发展创新力。优化性条件不仅反映一个国家能否有效进行可持续性全球治理，也是衡量能否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使各国人民都能共享人类社会进步成果的关键因素。综上，G20国家全球治理参与能力指标分为2个一级指标，涵盖4个二级指标，共有24个分项指标（20个正向指标、4个逆向指标）构成。
数据与排名
G20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指数及总排名
G20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指数（由于欧盟组织相关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不全面，本研究报告的排名和比较只针对G20组织的19个成员国展开）的总分和总排名是根据两个一级指标（基础性指标、优化性指标）得分加总而成，在两个一级指标下各设两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各设至少五个三级指标。
从整体上看，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全球治理参与能力普遍较强，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相对较弱，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能力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体来看，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八国的全球治理参与指数高于G20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指数均值（76.90），其中，美国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其突出的基础性指标得分（位列第一）；德国全球治理参与指数排名第二，其基础性指标得分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英国全球治理参与指数排名第三，其优化性指标得分仅次于中国，排名第二。在全球治理参与指数低于均值的11个国家中，除意大利、加拿大外，均为发展中国家。另外，沙特、阿根廷、土耳其三国的全球治理参与指数排名位列后三位，其中，沙特的基础性指标得分和优化性指标得分在G20国家中均位列最末，阿根廷的基础性指标得分和优化性指标得分在G20国家中均居于倒数第二位。
G20国家决策行动力指标排名
决策行动力指标考察G20各国在全球治理参与中进行规则制定和决策行动的能力，主要从联合国会费实缴数额、全球护照指数、安理会常任/非常任理事国、维和人员派遣数量、WTO上诉机构成员来源国以及经社理事会理事国等六个方面进行考察。在决策行动力方面，发达国家普遍表现出较强的决策行动能力；金砖五国决策行动力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中，中国以91.01的得分居于首位，其次为美国（89.81），沙特以60.67的得分排在末位。
G20国家目标实现力指标排名
目标实现力指标考察的是G20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实现既定治理目标的能力，主要从环境保护行动满意度、清洁能源占比、温室气体排放变化、参与志愿服务比重、海洋保护面积，以及女性参与劳动比重等六个方面进行考察。在目标实现力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拥有较强目标实现力，除印尼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实现力均低于均值（76.94）。其中，法国以92.08分居于目标实现力指标得分首位，土耳其（67.11）位列目标实现力指标得分末位。
G20国家成果分享力指标排名
成果分享力指标考察的是G20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主要从国际物流绩效指数、营商便利指数、FDI流入&流出占GDP比重、高技术产品净出口额、高技术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国际贸易税以及进口&出口边境合规等七个方面进行考察。在成果分享力方面，发达国家普遍表现强势，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果分享力指标得分均低于均值（77.56）。英国以90.09分居于首位，其次为法国（87.42）、德国（86.15），沙特以64.66分位列末位；中国以86.08分居于第四位，是G20国家中唯一成果分享力指标得分高于均值的发展中国家。
G20国家发展创新力指标排名
发展创新力指标主要考察的是G20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进行发展创新以及可持续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主要从高等教育劳动力占高等教育劳动适龄人口比重、R&D中研究人员比重、科技论文发表数、专利保护水平以及全球创新指数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在发展创新力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出较强发展创新能力，中国和印尼表现出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新能力。其中，中国以88.57分居于首位，其次为美国（83.21），俄罗斯则以65.84分位列末位。
金砖国家报告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指代全球最大的四个发展中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09年，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并确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实现了从经济学概念向国际对话与合作平台的实质性转换；2011年，南非加入组成了“金砖五国”（BRICS），使金砖国家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之一，金砖国家合作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大责任、发出更有力声音的需要。金砖国家一方面注重金砖国家成员内部金融、贸易、农业、应对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金砖五国定期举行领导人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加强交流、凝聚共识、提出政策倡议并携手应对挑战，对于促进世界多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产生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彰显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中日益提升的重要作用。2019年金砖国家（BRICS）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水平的排名顺序为：中国（84.76分）、巴西（75.00分）、南非（74.62分）、俄罗斯（73.11分）、印度（72.51分）。
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综合表现最好，各项指标分值均在G20平均水平之上。在决策行动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坚持自觉承担在国际治理中应有的国际义务。以联合国会费缴纳为例，2018年12月举行的联大会议上通过的2019年至2021年联合国会费比额表显示，中国会费大幅度提高，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常规预算分摊比例由原来的7.92%升至12.01%，维和预算分摊比例由原来的10.24%升至15.22%。在成果分享方面，中国提供了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在内的多项国际公共产品；并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多次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为外资入华提供了更多便利。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积极践行节能减排的相关承诺，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节能与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新能源、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森林碳汇等举措，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金砖国家中的巴西综合得分排名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巴西是拉丁美洲的头号大国，2010年巴西曾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在参与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决策行动方面，巴西希望在全球安全、经济、环境治理上担任重要角色，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为此，巴西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05年巴西曾与具有相同诉求的印度、日本、德国组成“四国集团”，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规模，推动全球安全框架改革，为自己谋求更大权力。巴西认为自己“既是西方国家，又是第三世界国家”，坚持“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因此在G20机制中巴西角色立场更加灵活、实用、多变。但自总统博尔索纳罗上台后，巴西的立场逐渐改变。2019年博尔索纳罗在与特朗普会晤后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放弃巴西在WTO机构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此外，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巴西注重发展可再生能源，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巴西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生产总量中所占比例高达42.1%。
金砖国家中的南非综合得分位列第三，创新发展以及决策行动表现较好。南非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贫富悬殊，2/3的国民收入集中在占总人口20%的人手中。1994年以来，南非长期接受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提供的援助。此外，南非也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代表性地反应了非洲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与策略。南非主要的利益诉求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非洲议程”、推动南南合作等。为此，南非积极参与大湖地区和平进程以及解决津巴布韦、南北苏丹等非洲热点问题，努力促进非洲一体化和非洲联盟建设，大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南非加入金砖机制之后，充分利用金砖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促进国内经济转型，政府相继推出“新增长路线”和《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等政策规划，围绕解决贫困、失业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为主要手段，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俄罗斯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实现力表现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罗斯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有待加强。就治理立场而言，俄罗斯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期阶段倾向于倚赖西方、融入西方，主要表现为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七国集团；后期，俄罗斯开始从多边主义的视角审视全球和地区问题，尊重联合国体系的中心作用，不再主张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垄断地位。在经济治理领域，俄罗斯主张以联合国、G20和三大经济组织形成三角形的治理体制。在气候治理领域，俄罗斯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签署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在国际会议中做出温室气体减排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承诺。但由于近些年国际油气价格走低，俄罗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俄罗斯政府可能因此对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缺少迫切性、积极性，导致俄罗斯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治理问题上的行动力较弱。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创新能力表现较差，在高等教育、科技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提升。在创新发展能力方面，近年来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印度在技术人才、创新人才等方面制造了巨大需求。印度工商联合会的数据（FICCI）显示，印度将成为国际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第一大供给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人才需求的扩张，为印度高等教育体系创造了机遇和挑战。在决策行动力方面，印度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多边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每年在维和行动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此外，印度还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之位，表现出成为世界大国的强烈愿望。在WTO机制中印度认同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为新兴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和表决权。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印度与巴西、南非、中国一道成为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四国”，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援助承诺。后《巴黎协定》时代，国际气候治理呈现多中心格局，“基础四国”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和美国报告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力量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以来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大国，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都承担了重要责任。从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各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来看，中国在决策行动力、成果分享力以及发展创新力方面略优于美国，中国上述三个指标分值分别为91.01分、86.08分、88.57分，美国分别为89.81分、85.11分、83.21分；而美国在目标实现力方面比中国表现更好，分值分别为86.12分（美）和71.97分（中）。
中国的优势在于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合作，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但中国在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方面基础较弱，发展创新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前文所述，中国是联合国中最具影响力和责任感的成员之一，中国及时、足额缴纳联合国及其下设相关机构的会费，支持联合国等相关机构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应有作用，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的坚定支持者。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到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国家的合作中，推动改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分享发展成果方面，中国欢迎相关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通过推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不断丰富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平台。在科技革命4.0时代，中国抓住发展机遇转型升级，共享5G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根据美国高通公司的调查数据统计，预计到2035年，5G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12万亿美元的产值，以及2200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近两年的孤立主义、保守主义让美国更加关注“美国优先”，进而影响了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决策影响力、行动主导力，也破坏了多边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反对全球主义理念”，一改奥巴马时期“进取性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在2018年联大演讲中，特朗普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刑事法院等多边机构以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多边协议，称“绝不会将美国的主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不负责任的全球官僚机构”。一方面，美国大幅削减对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经费支持，特朗普曾表示美国不会支付超过25%的联合国维和预算；另一方面，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及《全球移民契约》《伊朗核协议》等多边机构和多边协定。学者庞中英认为，在美国进一步退出的情况下，全球治理危机加剧，全球治理机制将不得不加快改革；美国缺席全球治理可能会带来其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出现新型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此外，虽然美国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表现尚可，但随着美国保守主义价值观念影响力的逐渐上升，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人口、卫生、性别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题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而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社会政策逐渐趋向收紧和限制，对婚姻、堕胎等问题的开放立场出现了一定倒退。
（报告还对G20各国全球治理参与指数得分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G7国家全球治理参与能力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如何有效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进行全面分析，因版面承载内容所限，仅在此呈现部分内容，获取本报告完整版，可与《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联系。）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刘 明 张青青】
责编：贺胜兰 /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