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往往会出现官僚化现象。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其上级主管单位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也是通过官僚制来运作。但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它们的主管部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它们是以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为根本目的的组织机构。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学术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我们难以对其进行科层制管理，相反，如果进行科层制管理，其活力和生命力容易被扼杀。古今中外伟大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那些创造它们的学者自由思想、自由开拓、自由创造的产物。对于学术创造来说，没有思想的个人，即使有再优裕的物质条件也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一些不学却有术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学术官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
为了推动学术科研的正常发展，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应该在行政管理和学术活动之间建立明确的界限。行政管理的规则和做法不应该应用于学术活动中。在学术活动中，应该把发言权交给学者，行政管理人员不应该主导学术研究。如果学术没有相对独立性，一切唯行政长官马首是瞻，学术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学者也可以从事管理活动，可以充当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即校、院系负责人，然而一旦他们成为行政管理人员后，也就完成了角色转换，不再是纯粹的学者，开始成为学术的管理阶层，其职责也就成了保证所在机构的正常运行、推动其不断发展，但这种职责并不代表可以操控学术及其发展进程。这也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分工的必然要求。
和国外的知名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还有待提高，这与一些大学没有严格划分学术与行政的界限，甚至模糊学术与行政的边界，以行政命令统领、驾驭学术有极大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就是学术官僚化。学术官僚化不等于学术官僚制。官僚制严格意义上是一种非人格的制度，不受任何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学术官僚化则不然，它恰恰与某些人的主观因素有极大关系。
学术官僚化首先是指一些不学却有术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学术官僚，掌握大量的学术资源和实际利益的分配权，一方面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谋利，即使自身没有什么杰出的成果，甚至学术成果平平，但通过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最后迅速成名，短时间就成为学界名流或“权威”；另一方面，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职称评定、人员聘任、项目立项和学术评奖，根据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或小圈子的利益，私相授受，无视学术标准，践踏学术尊严，导致学术标准严重扭曲，甚至名存实亡。结果，被这些“学术官僚”评选出来的学术成果或学术人才，名不符实，成为人们的笑柄。
学术官僚化阻碍学术科研发展、败坏学术风气
学术官僚化不等于学术官僚制，没有官僚制的优点，即规则说了算，程序至上；却有官僚制的弊病，一刀切，只讲普遍性，不讲特殊性，具体表现就是重量不重质，搞量化指标，以量取人，以量取胜。因为量化指标最便于操控，并且能欺骗一些不明所以的人，所以也就成为了学术管理的首选。结果造成学术研究水货泛滥，规模越大的项目越没有学术价值。一些重大项目变成“空中楼阁”，无法指导实践。甚至多数重大科研项目往往是学术官僚挂名，一些研究生或青年学者承担具体写作，项目负责人俨然成为“学术包工头”，这些人把争取到的项目层层分配，自己最多写个导言或序之类的来证明自己身份。这样出来的所谓学术成果，其质量与价值可想而知。
我们的经济要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学术研究同样需要如此。否则，我们很难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话语要有影响力、要被人接受、要取信于人，依赖于中国学术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而要提升中国学术研究的质量，首先要解决学术官僚化的问题，至少不能让学术官僚决定学术的走向和学术质量。
学术官僚化对中国学术的危害还在于它影响学术风气。学术官僚往往不学却有术，因而不但掌握大量的资源，还能轻易获得学术地位和荣誉。这种现象影响了社会认知，一些学者也逐渐认为与其坐冷板凳搞科研，不如走出书斋或实验室出去搞关系，然后成为管理阶层，领导他人，名利双收。所谓教授不如处长的心态，就是源于此。如果当学术官僚成为学术中人优先追求的目标，那学术研究将不复存在。
学术官僚化的问题不在于学者当官，学者当官本身无可非议，何况“学而优则仕”也有相当正面的意义。但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从事管理活动的性质不同，因为为官之道与为学之道是根本不一样的，无法通约。学术官僚很容易以行政管理的逻辑来处理学术问题，使得学术无法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在政言政，他必然会按照行政管理的要求来要求学术。在这种情况下，学者要生存，也只能服从行政的逻辑而不是学术的逻辑。发表论文、申报项目、学术评奖、召开和参加各种会议，占据了学者大部分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隆重推出的学术成果往往无甚高论、无真知灼见、无丝毫创新。
走出学术官僚化的困境
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需要官僚制和官僚，但学术不需要官僚制和官僚，因为学术是思想，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学者为大学或科研机构工作和服务，固然要服从该机构行政上的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是非学术的，如可以对学者的业务分工、工作时间和对象的安排、资源的分配、人事制度进行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大学的行政机构就更应该成为一个服务型机构，转变其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建设学者和学生满意的服务型机构。这也是转变学术官僚化的根本途径。
服务型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本要求。同样，服务型的大学行政管理机构也应该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大学现代化的一项基本要求。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我国学术研究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服务型大学行政管理要求给予学术研究一定的独立性，尊重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学术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学术的管理只能是外在的，即给学术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环境，而不是决定学术如何发展，更不能决定学术的标准和取舍。大学管理同样要寓管理于服务中，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学术官僚把尊重学术、服务学术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责，也为了防止他们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应该对他们的学术权力进行限制。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许多事情，比如对学术论文的评价，科学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考核，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成果的鉴定，等等，都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倾听有关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贯彻这一思想，把学术决定权交到一线学者手里，交到真正的研究者手中。
同时，要加强对学术官僚的监督，像防范其他官员腐败那样，防范和惩治学术官员的学术腐败行为。要严格实行学术官僚的任期制，各级学术评审机构的成员要周期更替，不能一直连任。总之，把学术官僚的权力严格限制在学术之外，同时加强对学术官僚的监管和监督，增加普通学者在学术上的发言权，这才会使愈演愈烈的学术官僚化得到扭转遏制。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