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脱欧是当前欧盟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之后，英国内部政党就此争夺不止，纷争加剧，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并且，英国脱欧刺激了欧洲大陆民粹主义力量的发展，对欧洲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英国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对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都造成负面影响，构成影响欧洲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从而构成影响欧洲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表面上看，英国脱欧引起的英国内部的纷争以及民粹主义力量在欧洲的崛起、欧洲政治国家化的发展趋向和西方政党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使精英政治受到普遍质疑和反抗，民粹主义力量的发展必然引起欧洲政治的再国家化，从而对欧洲一体化构成严重负面影响。
【关键词】英国脱欧 脱欧进程 政党政治 社会稳定 民粹主义 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75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4
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对欧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英国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成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不稳定因素。2016年6月28日，也就是公投通过之后的第5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表达了对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而产生的震惊：“我们联盟的目的，甚至联盟存在本身，都受到了怀疑……我们所处的地区在更大范围上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安全。我们边界内部和外部的危机直接影响了我们公民的生活。”[1]英国脱欧公投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了，英国脱欧进程推进困难，矛盾错综复杂，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不确定因素。索罗斯甚至认为，当前的欧盟非常类似1991年解体之前的苏联，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欧洲正在经历一个革命的时刻。[2]英国脱欧公投后尽管一直有人在争论其对英国的打击大还是对欧盟的打击大，并且已经对其对英国和欧洲的影响进行了各种预测，[3]但实际上，还没有等到英国脱欧实际完成，英国脱欧进程本身就已经引发了政局动荡、社会撕裂、人心的躁动和不安，并将这种不安定蔓延到了欧洲。因此，不论脱欧前景如何展开，英国脱欧作为欧盟面对的多重危机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脱欧进程不确定性导致英国政局混乱，社会撕裂，并对欧洲的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
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之后，英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攻击性言论越来越普遍，能听到死亡威胁、叛国罪指控、暴力和叛乱等各种声音。2019年1月28日，英国《卫报》发表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气量更小火气更大”——脱欧暴露出英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在增加》，报道了在脱欧的影响下英国社会情绪整体出现恶化。英国甚至重新启动了冷战时期保护英国女王的转移计划，以应对英国硬脱欧状态下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4]总的来讲，脱欧使英国政党政治紊乱、社会焦躁不安，并将这种恐慌扩散到了整个欧洲。
首先，英国政党政治陷入混乱，党派撕裂，内斗不止。卡梅伦为了平复党内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而诉诸公投，并希望通过公投打压英国独立党。但公投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样让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英国人选择了离开欧盟。卡梅伦辞职后特蕾莎·梅上台执政。但由于保守党内部在脱欧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特蕾莎·梅并不能维持党内团结，反而使党陷入更大的分裂状态。仅在2018年，就有20位大臣因为在脱欧问题上与特蕾莎·梅政府有分歧而陆续辞职，其中包括支持脱欧的急先锋、梅内阁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两任脱欧大臣戴维·戴维斯、多米尼克·拉布，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萨勒什·瓦拉，工作与养老金大臣艾斯特·麦克维，交通部部长乔·约翰逊，等等。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一经公布，就遭到党内的激烈反对。保守党在2018年12月12日启动了对特蕾莎·梅的不信任投票，特蕾莎·梅虽然涉险过关，但317名保守党议员中只有200人支持她，显示了党内的严重分裂。2019年1月15日，议会在对梅政府的脱欧协议草案进行表决时，英国议会下院以432：202的悬殊比例否决了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其中有118位保守党议员投反对票，而在这些反对梅政府脱欧协议的保守党议员中，既有强硬的脱欧派，其中包括“欧洲研究组”的保守党议员，他们宁可硬脱欧；也有支持留在欧盟的保守党议员，他们坚决要求梅政府在脱欧协议中排除无协议脱欧选项，否则就退出保守党。“当前的局面让特蕾莎·梅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坚持不惜以‘无协议’为代价继续‘脱欧’，将在议会失去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如果向‘留欧派’妥协，软化‘脱欧’立场，很有可能受到‘欧洲研究集团’和北爱尔兰民族统一党的一致反对，导致政府下台。”[5]
英国工党内部在脱欧问题上的矛盾一点也不比保守党少。工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认为是一个亲欧洲的政党，但在脱欧公投中大部分人却支持英国离开欧盟。工党议会党团因此指责党魁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虚情假意，工作不力，导致三分之二的工党支持者投票支持英国脱欧，于是发起了对科尔宾的不信任投票，并以172：40的比例通过，要求科尔宾下台。科尔宾在2016年9月份举行的领袖选举会议上重新当选工党领袖，但党内的矛盾和分裂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重新当选工党领袖的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仍然是态度犹疑，遭到党内高层和一些留欧支持者的质疑和反对。[6]在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被英国议会否决之后，科尔宾声称如果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获胜的话，将积极推动脱欧，这遭到党内留欧派的猛烈批评。工党内部和工党的支持者认为科尔宾的讲话背叛了支持他的年轻人和学生。工党前商业大臣派特·麦克法登指出，“如果科尔宾促进脱欧，继续坚持其一直以来的敌视欧盟的立场，那真是一场悲剧”。英国工党下院议员鲁斯安娜·波尔格指出，如果工党促进脱欧，将永远得不到原谅。[7]工党内部有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议员，如工党的副领袖汤姆·沃特森、影子内政大臣丹妮·阿伯特等，他们支持举行第二次公投，支持为此目的而展开的“人民投票运动”（the People's Vote），同时也有坚决反对举行第二次公投的议员。一群资历较浅的影子内阁部长告诉《卫报》，他们强烈反对举行第二次公投的想法，担心这将使工党遭到支持脱欧的选民的强烈反对。[8]但工党领袖科尔宾和保守党领袖特蕾莎·梅一样，都致力于推动英国脱欧。2018年年底就有传言，说工党可能要分裂，会和来自保守党的一些中间温和派——支持留欧的议员——组建新的中间派政党。2019年2月19日，工党8个议员率先从工党分裂出来，形成“独立集团”，而且可能有更多的工党议员加入，成为自1981年以来英国工党内部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20日，三个反对强硬脱欧路线的保守党议员背叛保守党加入了“独立集团”。“独立集团”可能在2019年的晚些时候成立新的中间政党。
因此，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不仅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存在对立和冲突，而且两大政党内部也存在脱欧与留欧、“硬脱欧”与“软脱欧”的尖锐对立。荷兰专栏作家波特·瓦根多普指出，“在现代欧洲历史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实际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使自己陷入如此极端的混乱之中。……英国脱欧把此前一个稳定的国家一分为二，把他们的政治家变成一群烦躁不安、欲跳海自杀的旅鼠[9]——场面壮观，但这是一场悲剧”。瑞典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汉森指出，“英国脱欧把英国人民变成了两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群人可能会相互为敌，……一个曾经光荣的大国正在自相残杀，但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10]。
其次，脱欧的不确定性导致英国社会的焦虑和不安。在英国脱欧过程中，政党纷争不断，议会斗争跌宕起伏，脱欧前景不明，脱欧甚至还有可能导致英国的分裂，例如可能造成苏格兰独立问题重新提上英国的政治议程，威胁北爱和平进程，处理不好，可能会重燃冲突并危及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英国脱欧还有可能涉及直布罗陀的地位问题，英国和西班牙在直布罗陀问题上存在争端，目前的现状是在欧盟的框架下才得以维持的，一旦英国脱欧，现状将可能被打破。种种不确定的前景，对英国的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影响。
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埃德尔曼信托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在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月7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9%的受访者表示，自脱欧公投以来，他们觉得自己的同胞“对政治和社会更为愤怒”；40%的人认为其他人现在更可能参加暴力抗议活动。总的来说，大约65%的英国人认为这个国家“走错了道路”，其中，在脱欧公投中赞成留在欧盟的选民中，这个数字是82%；在赞成脱欧的选民中，这个数字是43%。支持保守党的人中大约60%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在工党的支持者中，这个数字只有20%。埃德尔曼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现在是一个“分裂的王国”，“政党政治显然让许多英国人失望”。与2018年年底和年初相比，特蕾莎·梅和科尔宾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特蕾莎·梅在保守党内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至68%；而科尔宾在工党内的支持率则下降了12个百分点，至56%。约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英国社会不公平，68%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看到变化，53%的受访者表示社会政治体系正在使他们失望，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意见在英国政治中没有得到表达。[11]
埃德尔曼在英国和爱尔兰的首席执行官艾德∙威廉姆斯在对调查结果发表评论时说：英国“是一个分裂的王国，一个被视为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宽容、走错了方向的国家。英国脱欧暴露了分裂家庭和分裂朋友的裂痕，使社会变得更加卑鄙和愤怒，并加剧了对暴力抗议和国内混乱的恐惧”[12]。欧盟一家情报机构的一份内部报告称，英国脱欧之后几十年内，可能面临更残酷的街头暴力，英国将因此变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家。[13]欧洲的一个高级情报官员说：“我们看到整个欧洲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极右翼的力量在增长，任何能够改变现状的事件，都有可能促进分裂和扰动，而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事件。”英国政府的一些办公机构正在讨论是否启动《2004年民事意外事件法》中的一些措施，包括宵禁、旅游禁令、军队布防等，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英国还为无协议脱欧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片惊慌之下，英国人甚至开始寻求外国护照。2018年，申请爱尔兰护照的英国公民数量增加了22%，是英国投票脱欧以来每年申请总数的两倍多。在收到的护照申请总数中，84855份来自北爱尔兰，98544份来自英国。这些数字与2017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和22%。
再次，英国脱欧进程引发的政治上的紊乱和动荡不仅局限于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得到共鸣。脱欧公投的通过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刺激了欧洲大陆民粹主义力量的发展。在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人更是疾呼“法国脱欧”。[14]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及立法机构的选举中，国民阵线都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并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破纪录的8个席位，完全颠覆了法国的政党格局。[15]国民阵线并不满足于此，为争取更多选票，便漂白自己极右翼身份，更名为国民集会党。2018年12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国民集会党的支持率达到21%，超过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党（19%）。在德国，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也受到了削弱，原因是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吸收了该国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几乎所有关于移民的极右言论，引发联盟党的内部分歧。[16]德国选择党近年来势力大增[17]，在2017年的联盟议院选举中，以12.6%的得票率成为第三大党，在2018年的巴伐利亚和黑森州地方选举中也大有收获，从而进入了全国十六个州地方议会。该党最近声言，如果欧盟不进行改革，其将步英国的后尘推动“德国脱欧”。[18]在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在2018年5月份的选举中获胜联合执政，这两个政党对欧盟采取怀疑态度。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欧洲议会将失去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而使中左和中右政党的力量大减，而在2019年5月份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增长的可能性极大，从而使欧洲议会内部反欧盟的力量增强。民粹主义在欧洲议会的增强将打破现有的政治平衡，结束长期以来由亲欧洲的中左和中右政党主导欧洲议会的局面，从而加剧欧洲政治“再国家化”倾向，瘫痪具有欧洲一体化发动机之称的欧洲议会，造成欧洲的政治不稳定。
最后，英国脱欧也使移民问题在欧洲引发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加。英国的目标是尽可能大程度地进入欧洲市场，但不接受人员的自由流动。这种做法得到欧洲大陆上一些民粹主义政党主导的政府的支持。在2015年年底之前，英国大约有120万名工人是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其中大的群体分别来自波兰（85.3万）、罗马尼亚（17.5万）和立陶宛（15.5万）。在英国脱欧公投一年之后，英国的净移入移民下降了10.6万，在从英国流出或者不能进入英国的移民中，很多人会选择留在欧洲其他国家，这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意大利在2018年6月曾关闭港口，拒绝接受难民救援船“水瓶座”号、“生命线”号和“狐鲛”号等上的难民，这得到持反移民立场的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的支持。移民问题虽有所控制，但仍是欧洲极右翼力量操纵民意的一个话题，且影响欧洲未来的社会稳定。
脱欧进程扰乱了经济秩序，引发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造成经济衰退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之后，其可能对英国或者欧盟产生的经济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研讨和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依据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条件的不同，不同研究对英国脱欧进行了各种差别巨大的预测。但总体上来讲，不论是所谓的“软脱欧”还是“硬脱欧”，在经济上对英国和欧盟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英国对外贸易成本会增加，到英国的外来投资会减少，尤其硬脱欧，其负面影响更大。由于脱欧进程在公投通过之后一直跌宕起伏，云谲波诡，呈现严重不确定性，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不论在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引发了担忧——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使经济不稳定风险加剧，从欧债危机中恢复的欧洲经济再次濒临衰退。
首先，投资减少，机构转移，导致工作机会丧失。一些大的公司企业对英国脱欧的前景更为担心，大的跨国公司早就开始为脱欧作准备，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铁行渣华（P&O），一家有182年历史的英国船运公司，宣布旗下的跨海峡运行的商业船队将全部注册为塞浦路斯籍，从而获得欧盟在税收上的好处。日本的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确认，正在把其欧洲总部从伦敦迁到欧洲大陆。高级豪华汽车宾利公司的高级官员称，该公司正在储备汽车零部件，并称英国脱欧是一个威胁其公司利润的杀手。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关闭其在英国斯文顿的工厂，据说将影响7000个就业岗位，并可能引发汽车业的连锁反应。[19]福特公司在英国有很多工厂和经营机构，雇员为5500人，福特欧洲主席斯提芬·阿姆斯特朗指出，如果出现无协议脱欧，福特公司将裁减英国雇员，并可能关闭在英国的工厂。[20]据统计，汽车商2018年在英国的投资下降了50%。巴克莱银行将1660亿英镑的资产转移到都柏林。[21]亿万富翁詹姆斯·戴森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但他对英国脱欧后的前景也感到不放心，把他名下的几家公司的总部都迁到新加坡。他的公司在英国的雇员有4500人，在全球的雇员有12000人。吉姆·拉特克里夫是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210亿英镑的财富，2018年曾有报道说他计划离开英国前往摩纳哥。欧盟的一些机构开始从英国撤离。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在2019年1月份关闭了其在英国的办公室，迁往阿姆斯特丹，造成900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另外，欧盟银行业管理局也决定迁往巴黎，因为按照欧盟的规定，欧盟的机构只能设立在欧盟成员国内，这无可避免地会使英国丧失一些工作机会。
虽然脱欧对英国的贸易影响是显著负面的，但它对欧盟的影响估计也是负面的，特别是比利时、塞浦路斯、爱尔兰、德国和荷兰，更容易遭受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冲击。爱尔兰共和国的经济特别敏感，因为它与英国有共同的陆地边界，而且与北爱尔兰有密切的农牧业融合。荷兰是英国脱欧的大赢家，如荷兰政府在2019年2月初透露，该国已经从英国吸引了42家公司或者企业的分部；该国政府还正在与250家公司洽谈把业务从英国迁往该国的事宜。但是，英国脱欧对荷兰也是一场严重的挑战。英国是荷兰的关键贸易伙伴，荷兰政府预计，英国即便是软脱欧，也会让荷兰经济损失3%的GDP。[22]比利时政府2019年年初发表报告称，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导致付出22亿欧元的额外商品关税，并会造成40000个工作岗位丧失。[23]
其次，脱欧的不确定性使各国政府不得不花费巨资，采取措施应对紧急情况。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为应对英国脱欧极端形式的出现，不得不花费精力和金钱制定，应对英国脱欧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到2018年年底为止，英国为脱欧准备而作出的开支已经远远超出公投前脱欧阵营宣称的少交的欧盟会费的数额。英国仅为缓解无协议脱欧可能出现在多弗尔港口的“严重拥堵”，就花了超过1亿英镑雇佣渡轮。据称，英国制定的应急方案是准备花费20亿英镑应对无协议脱欧。
为了应对英国脱欧，欧盟其他各成员国也都不得不进行准备，其中与英国经贸往来比较密切的几个国家，如爱尔兰、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作出巨大投入。爱尔兰政府2018年年底公布了其应对英国硬脱欧的计划，指出这些计划是“一项限制损害的行动”，并提出了一项由17个部分组成的综合法案，旨在加速通过医疗、税收和司法等方方面面的应急法律。与大多数和英国有广泛贸易往来的欧盟国家一样，爱尔兰也在招聘额外的员工——就该国而言是1000人——负责海关管制、卫生和植物检疫检查以及出口认证。它还收购了都柏林和罗斯雷港口附近的土地，用于建设边境检查站、卡车停车场和办公室。荷兰政府启动了一项花费1亿欧元的应对脱欧的准备工程，并向公司发放应对脱欧的财政补贴；还在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雇佣了超过900名的额外的海关官员以及150名兽医和其他科学家检查食物、植物和动物产品。西班牙政府在2019年2月初推出了一项面向公民和企业的在线信息服务，包括如何准备脱欧的建议。它还起草了一项法令，使其能够颁布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无交易应急条款。德国和法国在2018年的10月份开始制定英国无协议脱欧的紧急应对方案。法国在2019年的1月初启动了5000万欧元的紧急计划，应对无协议脱欧；还通过了一项应对无协议脱欧的立法，该立法将保持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人员和货运往来，并允许政府在必要时通过紧急状态法，以“稳定”在法国的英国公民的旅行、居住、工作和福利问题。法国当局正在额外招聘700名海关官员，扩大边境控制基础设施，如检查站、道路和卡车停车场，并在加莱、瑟堡和英吉利海峡隧道入口附近修建仓库。德国正在额外招聘900名海关官员，以帮助确保货物顺利通过。与比利时、法国和丹麦一起，荷兰推出了全面的脱欧影响评估计划，允许企业基于商业部门和英国的关系，分析英国脱欧的具体风险。瑞典的欧盟部长安林德（Ann Linde）表示，该国已经确定了十几个左右的行业，如果英国不能做到有协议脱欧，其后果可能是“立即和严重的”，将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芬兰总理西比莱（Juha Sipila）在被问到对脱欧的感觉时说道，他希望脱欧尽快从桌面上消失，脱欧问题已经占用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人们要求他在1到10之间选择英国脱欧对他造成的挫折感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12”，可见英国脱欧问题对欧洲人的困扰。瑞典外交大臣说，在脱欧这件事上她不会原谅英国，英国的政治家把问题给弄糟了。
最后，英国已经为脱欧付出巨大代价，并拖累欧洲经济，经济衰退迹象已经显现出来。英格兰银行2019年2月发布的报告称，脱欧已经为英国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脱欧是影响经济稳定的最为主要的根源之一，其程度大约占到40%，而在2018年秋季之后，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在增加，对依赖与欧盟贸易和使用移民劳工的那些行业而言尤其如此，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24]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不确定的脱欧进程已经让英国付出了至少800亿英镑的代价。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成员格特詹·维利格表示，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以来，与国内没有重大经济事件的情况相比，英国经济损失了约2%的GDP。英国在过去两年每年失去了约400亿英镑，大约每周8亿英镑。自公投以来，英国经济出现了停止趋向，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则出现了较为强势的增长。他说，英国的商业投资一直徘徊在零附近，2018年下降了3.7%，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商业投资每年增长约6%。消费者支出也有所放缓，英国脱欧公投后英镑直接大幅贬值，导致英国家庭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他表示：“仅从全球经济表现来看，英国过去两年的增长弱于我们的预期。”“根据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们原本预计英国经济增长会加速，但实际上有所放缓。”[25]
英国工业协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负责人卡洛琳·费尔贝恩在2019年达沃斯冬季论坛上表示，英国脱欧前景不明还对全球的经济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她说，造成当今世界经济脆弱的因素之一包括英国脱欧。[26]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曾宣称英国会获得脱欧的红利，但2018年最后三个月英国的经济增长仅仅达到0.2%，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仅仅达到1.4%，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还显示，2018年最后三个月英国的商业投资也急剧下降，公司支出连续四季度下滑，仅在2018年最后一季度就下降了1.4%，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27]12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出现逆转，各主要经济部门都出现了广泛的衰退。占经济总量约十分之一的制造业陷入衰退，6个月的负增长是自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金融危机最严重以来最长的负增长。
英国脱欧也是影响欧洲经济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之一。根据2019年2月份公布的数据，欧元区2018年12月份工业产值较11月份下滑0.9%，降幅是预期的两倍，同时也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德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表现抢眼，但现在也陷入困境，2018年GDP增速放缓至1.5%，比2017年下降0.7%，创5年来新低。欧洲经济整体放缓，有陷入衰退的危险。
欧洲是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吗？
索罗斯认为欧盟现在的处境类似于1991年的苏联，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也许有些夸张，但说明了现在欧盟面临的严峻形势。英国国内围绕脱欧问题分歧严重，政党分裂，社会撕裂。脱欧公投两年之后，脱欧进程仍没有眉目，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也因此受到拖累，濒临衰退。欧洲情报机构的秘密报告甚至预言，英国脱欧18个月之后，可能会发生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独立公投。并且，在欧洲，民粹主义力量在迅速增强，在部分国家甚至参与执政。这些反欧盟的力量从英国脱欧事件中汲取了力量，有可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从而瘫痪欧洲。英国脱欧公投通过两年来，对英国和欧洲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英国，欧洲也不再是以前的欧洲。
索罗斯把当下欧洲社会面临的状况归咎为欧洲政党制度的过时。传统政党之间主要是围绕社会经济议题、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矛盾而竞争，从而有了左右翼政党之分。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政党内部有大致认同的意识形态，政党的团结能够得到保证。但是，英国脱欧问题是英国和欧盟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权问题，英国国内的各个政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其内部都既有亲欧派，又有疑欧派，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大体都可分为三派，一是无论如何要脱欧的，即便是无协议也要脱欧；二是主张留在欧盟的，积极倡导第二次脱欧公投；三是处于两者之间，主张脱欧，但反对无协议脱欧。如此一来，就能理解英国下院保守党的3位背叛者为什么会加入8位工党议员背叛工党后组织的“独立集团”，也能够理解第九位工党的背叛议员不加入“独立集团”的原因，因为他并不赞同“独立集团”的留欧立场。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问题上能够团结的政党在主权让渡问题上出现了内部的分裂。
这种情况并非英国独有。欧洲政党制度都是欧洲近现代社会分野的产物，在欧洲上百年的政党竞争中，各类政党一般都使用左右概念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但一旦涉及欧洲一体化问题，也就是主权问题，都会呈现出分裂状态。最为突出的例子是2004年《欧洲宪法》制定过程中各国政党的表现，如法国社会党也呈现分裂状态，该党甚至作出了开除党内第二号人物法比尤斯的决定。[28]这种情况说明，在主权问题上，主流政党都呈现某种分裂状态，只不过只有英国（第一个）把其在欧盟的成员国资格问题两次引入全民公决，并最终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撕裂，形成深刻的危机。
但如果把当前欧洲面对的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危机完全归咎于政党制度过时也有不妥之处。政党竞争历来是多向度的，并不仅仅围绕社会经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是否支持战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政党就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分裂，这很难说是政党制度的过时，因为当时正是现代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实际上，当前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政党制度过时，倒不如说是西方民主固有的困境。
现代西方民主结构性地制造着社会隔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的统治，但在如何实现人民的统治上则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分。由于现代国家在人口和地域方面的特点，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并不可行，以代议制为代表的间接民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代议制以民选代表参与政治决策，突破了人口和地域上的限制，却使政治决策和民众脱离了，民众只有每隔几年的一次投票权。熊彼特认为现代西方民主是精英民主，认为民主的方法就是达成政治决策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29]在竞争的过程中，主流政党为吸引选民不断吸纳对方的政策主张，使政党的政策主张日益趋同，政治日益成为精英的游戏，同时也造成西方社会的政治冷漠症，使政治过程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全民公投就成为政治家愿意选择的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但不论代议制民主还是全民公投，都属于票决民主，由于人民的政治参与没有持续性，都天然地制造着社会隔裂。票决民主效率虽高，却是一种数字民主，是以多数对少数的强制为代价的，在缺少持续民主参与的情况下，少数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民主从来都需要一个被排斥在外的群体，反对那个群体以维系自身。”[30]在这次英国公投中，这个少数是参与投票的选民的48.11%，对这个群体呼声的漠视所造成的社会撕裂性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西方民主制度造成的社会隔裂在民粹主义浪潮下被无限放大，成为扰动欧洲安全稳定的消极因素。西方代议制民主作为精英政治，越来越受到底层人民的漠视，这种政治冷漠或者表现在政治参与度低，或者表现在不认真对待手中的选票，如此一来就能够理解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为什么有大量民众表示后悔，呼吁举行第二次公投。同时，社会公众对精英政治的不满，也为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从根本上说，脱欧公投是英国民众对政治精英长期忽视其需求的一种‘反抗’，公投的结果也因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精英民主’的失败。”[31]民粹主义者一般自称是“爱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一套封闭、排外、保守的价值理念，充分利用公众对移民的不满、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反对欧洲一体化。民粹主义者把欧洲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而导致的失业和传统产业工人收入的减少归咎于全球化，归咎于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人员自由流动，归咎于外来移民的争夺。在民粹主义力量的鼓动下，欧洲各国的政治“国家化”倾向加强，这对欧洲一体化而言不是好兆头。
因此，英国和欧洲当前面临的政党纷争和社会撕裂，与传统政党政治在主权让渡议题下的竞争不适应有一定关系，而更深的根源在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西方民主制度结构性地制造着社会的隔裂和政治冷漠，政治冷漠不仅表现为不参与还表现为参与的任意性，这为政客操纵民意提供机会。历史地看，政党的竞争向来是多向度的，例如绿党的崛起也曾经对传统政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议题的出现，新的竞争向度也会增加。但当前民粹主义政党在主权向度上对传统政党发起了挑战，同时民粹主义政党的反欧盟性质，使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问题得到放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撕裂性影响，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有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GJW013）
注释
[1]Federica Mogherini,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orward of European Union Global Strategy, in European Union, June 2016, Brussels, http://europa.eu/globalstrategy/sites/globalstrategy/files/eugs_review_web.pdf, p. 3.
[2]George Soros, "The EU looks like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The Guardian, 12 Feb, 2019.
[3]高小升：《国外主要智库对英国退欧影响的分析》，《国际论坛》，2016年第6期。
[4]Reuters, "Queen to be evacuated if Brexit turns ugly", The Guardian, 3 Feb , 2019.
[5]强薇：《“脱欧”拉锯战加深英国内部分歧》，《人民日报》，2019年2月22日，第16版。
[6]Gordon Rayner and Harry Yorke, "Jeremy Corbyn's popularity sinks to all-time low due Labour's Brexit policy", The Telegraph, 1 Feb, 2019.
[7]Toby Helm and Michael Savage, "Corbyn faces furious Labour backlash over backing Brexit", The Guardian, 22 Dec, 2018.
[8]Heather Stewart; Peter Walker and RejeevSyal, "Corbyn could face string of resignations if he backs 'people's vote'", The Guardian, 12 Jan, 2019.
[9]旅鼠是靠近北极地区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繁殖能力惊人，当数量超过一定的限制，就会表现出某种狂躁行为，甚至毛色也会发生变化，最后会集体跳海自杀。
[10]Jon Henley, "Great theatre – but tragic: Europe's media reacts in horror to May defeat", The Guardian, 16 Jan, 2019.
[11]Edelman,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19 – a Disunited Kingdom", 28 January, 2019, https://www.edelman.co.uk/wp-content/uploads/Edelman-Trust-Barometer-UK-2019.pdf.
[12]Edelman,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19 – ED Williams in Conversation with Tony Blair", 16 January, 2019 , https://www.edelman.co.uk/magazine/posts/edelman-trust-barometer-2019-uk-launch/?utm_source=Edelman.com.
[13]Zoie O' Brien and Tim Sculthorpe, "Brexit will leave the UK 'unstable' for decades with violence on the streets and independence referendums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EU intelligence secret report warns",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6639399/Brexit-leave-UK-unstable-decades-violence-streets-EU-secret-report-warns.html.
[14]沈洋：《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英国找到“监狱钥匙”，为法国脱欧指路》，中国日报网，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7-03/16/content_28583161.htm。
[15]彭姝祎：《法国总统及立法大选与法国政党格局的演变》，《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
[16]高乔：《难民问题搅动德国政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5日，第6版。
[17]伍慧萍、姜域：《德国选择党——疑欧势力的崛起与前景》，《国际论坛》，2015年第2期。
[18]钱克锦：《德国第三大党宣称脱欧：不能忽视的民粹思潮》，《新京报》，2019年1月6日。
[19]Rob Davies, "Fear grows in UK car industry that Honda is just first domino to fall", The Guardian, 24 Feb, 2019.
[20]Jasper Jolly, "Ford says no-deal Brexit would mean costs of $800m in 2019 alone", The Guardian, 24 Jan, 2019.
[21]Polly Toynbee, "The UK isn't ready to Brexit. Instead it's heading towards a no-deal tsunami", The Guardian, 31 Jan, 2019.
[22]Lisa O' Carroll, "Brexit: Netherlands talking to 250 firms about leaving UK", The Guardian, 9 Feb, 2019.
[23]Jon Henley, "EU states escalate no-deal preparations after May defeat", The Guardian, 16 Jan, 2019.
[24]Nicholas Bloom, Philip Bunn, Scarlet Chen, Paul Mizen, Pawel Smietanka, Greg Thwaites and Garry Young, "Brexit and uncertainty: insights from the Decision Maker Panel", Staff Working Paper No. 780, Bank of England, February 2019.
[25]GertjanVlieghe, "The Economic Outlook: Fading global tailwinds, intensifying Brexit headwinds", Bank of England, Resolution Foundation, Thursday , 14 February, 2019.
[26]Larry Elliott and Graeme Wearden, "No-deal Brexit 'poses threat to global stability'", The Guardian, 23 Jan, 2019.
[27]Richard Partington, "Hammond's Brexit 'dividend' claim rejected as UK economy stalls", The Guardian, 12 Feb, 2019.
[28]张健、王朝晖、刘明：《法国荷兰否决〈欧洲宪法条约〉的背景及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
[2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8～385页。
[30]吴冠军：《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现代民主的双重结构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
[31]李靖堃：《脱欧公投视角下的英国民主政治困境》，《国际论坛》，2017年第4期。
责 编／刁 娜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Brexit
Wang Mingjin
Abstract: Brexit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rises facing the EU. After the Brexit referendum was passed, the UK's domestic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rawled with each other, causing serious political turmoil and social divisions. Moreover, Brexit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ist forces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hich threatene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Europe. The uncertain Brexit prospect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 economy,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ownturn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underm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n the surface, the British internal disputes and the rise of the populist forces in Europe due to Brexi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uropean political nationalization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but in fact thi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Western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produced widespread criticism and resistance of elite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ist force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re-national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which will have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words: Brexit, Brexit process, party politics, social stability, populism, democratic politics
王明进，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政党政治、欧盟对外政策、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国际战略学》（参著）、《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参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