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独特的优良的政治生态的滋养，我党难以取得辉煌业绩——
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为何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能够始终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总体上拥有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健康的政治生态充分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业能得到足够的思想文化的滋养，能够随时看清中外大势，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决断正确，行动及时。没有这个独特的优良的政治生态的滋养，我们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
近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基本内容、方式方法、方针原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
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加强党员纪律意识和组织观念、增强斗争意志、获得群众支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打击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消极逃避思想，对确保革命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组织建立、政策执行、党员进出等方面的纪律要求。1925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制定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应守纪律》；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等等。这些举措加强了党员的纪律意识、组织观念，惩处了党员和工人队伍中贪污腐化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土地革命时期，在1927年的汉口会议上成立了党的审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1928年，毛泽东集合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明确了部队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934年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不一而足。这一时期，面临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以纪律意识、组织观念、革命意志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与扼杀、成功进行战略转移提供了先决条件。
抗战时期，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完善了行政监察制度、建立了“三三制”，开展了整风运动，营造了一个廉洁自律、遵纪守规、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良好政治生态，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组织基础和领导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在基层行政单位、银行和商店等部门设置监察委员会；1945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1947年，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等等。此外还建立了行政检查制度、工作报告制度、巡视制度等等。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克服战争初期兵力不足、增强斗争意志、获得群众支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过渡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日趋向好，也滋生了一定问题
从1949年至1978年，是过渡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围绕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动员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过渡时期，在体制机制方面，《共同纲领》颁布之后，各级监察机关逐步建立；1950年底，县以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建立，司法检察机关也逐步建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处罚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分子。这一时期，面临着巩固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迫切任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促进了党员干部由革命向执政思想认识转变，强化了党群联系，对克服这一时期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纪检监察机关建设不断向基层和企业领域延伸。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完善，党的八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了集体领导，细化了党员纪律，并提出从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着手防止腐败。1960年下发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1961年发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等。作风纪律建设也不断深化，1957年与1958年间，开展了整风运动，60年代初又开展了新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此期间还进行了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学习解放军等榜样教育活动。这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运动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增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调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克服内部困难、打破外部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也应该看到，以群众运动为重要途径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带来了打击面过宽、过粗的问题，并偏离了法治的轨道，“文化大革命”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体制机制、思想文化、组织纪律等逐步建立健全，但“运动式”反腐也贯穿始终，既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日趋向好，也滋生了一定问题，为改革开放后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