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刘世锦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已经持续出版了七年。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预测，判断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经济走势。今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的第七辑，主题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个主题的提出有其背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讲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我们最需要办好的一件事情。
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可挖掘六大增长源泉
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2020年应该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角度看，有六个方面的增长来源。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涉及另外一个主题，即乡村振兴。讲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能振兴。到农村去看看，不少村庄路通了、电通了，甚至自来水都有了，但人没有多少了。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看位置。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振兴。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大都市圈发展与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回事。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体系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土地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然而，回到现实，农民进城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城里人下乡似乎更为不易。应将改革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的乡村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
第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最重要的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竞争。近几年我们强调降成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础性成本过高。有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除了资源禀赋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要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
第三是着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驱离的做法。在再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四是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服务性消费，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另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它们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相关。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新产业。
第五是加快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美国打击华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华为已经走到前面了。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点是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对绿色发展形成新共识。第一，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它有更宽的范围，包括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第二，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的、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最后，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认为拖累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减法，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则是说形成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
把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上这些增长新动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们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不完善的或者说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我们现在讲的“卡脖子”问题，往往谈的是技术上的“卡脖子”，其实更多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的“卡脖子”。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把这些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确定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什么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与我们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处。我们要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主动选择。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很有价值的元素。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WTO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就能迈出很大步伐。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