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外，博士何为？
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
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
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
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
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
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
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
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
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
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
“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
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
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
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
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
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
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
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
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
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
(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