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人均国民收入仅有27美元。除了生产面粉、纸张一类简单的日用消费品，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马上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业化快速推进，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70年来，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并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基本秩序的持续稳定。
中国在迅速变革中保持长治久安，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我们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从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来综合考察，我们追求的是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积极稳定”。在实践中，我们党既把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把改革发展作为维护稳定的必要条件，积极促进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尽管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但是，我们党既没有只追求经济发展，也没有为了稳定而踯躅不前，而是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在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中不断开辟新天地。
我们坚信，“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同时我们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以改革发展的成果逐个击破、渐次化解不稳定因素。一项改革发展成果在满足人们需要、破除旧的不稳定因素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时，我们又积极主动以新的改革发展追求新的平衡稳定。
科学有力的领导是保证改革发展有序进行的关键。一些国家在快速发展中出现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对现代化进程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关系未能得到有效协调，导致改革发展失序，引发社会问题。这说明，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秩序与和谐需要主动作为，对改革发展进行统一领导和科学规划。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发展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推进改革发展，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避免贸然改革冲击全局；又注意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整体改革，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现改革发展的渐进有序推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新的平衡与秩序不断形成，同时新矛盾、新问题也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党加强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主动预防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努力防止局部风险累积形成整体风险。比如，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着力从源头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矛盾解决在基层。回望历史，我们走出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极不平凡的伟大道路；展望未来，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将继续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地走下去，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发展成就。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