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垃圾的产生因为人，垃圾的分类回收必须依靠人，要从人类心理角度寻求问题解决之道。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不能光靠罚款这类经济手段，还要营造垃圾减量的社会文化心理，善用心理学策略促进人们的垃圾分类行为。
【关键词】垃圾分类 心理学策略 社会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垃圾分类成为当前全民热议、政府高度关注的话题，折射出我国人民日益增强的环保意识。2019年6月，住建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市开始普遍推行强制垃圾分类，没有做好垃圾分类投放的个人和单位将会被罚款。罚款无疑是落实垃圾分类的有力措施之一，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垃圾分类的心理学问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的主体是人，我们要从人性和心理的角度探讨人与垃圾的关系，寻求破解问题的心理学路径，实现“由心而治”①。生活垃圾的管理包括源头减量、投放、收集、运输、处置、资源化利用等一系列环节，前端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是整个管理工作的基础。本文探讨如何培育垃圾减量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如何用心理学策略促进垃圾分类。
培育垃圾减量的社会文化心理
垃圾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制造的废弃物，垃圾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要做到垃圾减量必须培育新的社会文化心理。
首先，制造垃圾是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化生活带给人们的“原罪”，因此我们要以赎罪之心做好垃圾减量和分类回收。通过工业生产人类超越了自然限制，同时制造了大自然的异物，其中很多物品是有害的、难以降解的，从而成为自然界的累赘和负担。城市化让生活更高效便捷，产生了规模化效益，但由此带来的人口聚集使得垃圾也规模化聚集，从而难以被当地狭小的自然环境所稀释、消纳和降解。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是通过创造自然界的对立物或对立性的生存方式，使得人类在很多方面站在了自然界的对立面。垃圾就是人类制造的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屏障，是非自然性生存方式的后果。今天的人类必须认识到是“我们”亏欠了自然界，我们应该对自然界充满歉意和内疚。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在为人类创造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的“原罪”——我们一生下来，在享受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同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在破坏自然。因此，我们一生都要敬畏自然，对自然充满歉意，通过行动去救赎自己的原罪。必要的行动包括倡导个人物质生活的简约主义，尽量少制造垃圾，做好垃圾分类，促进循环利用，最终减少自己生存对自然的破坏。例如，每次出差所带的洗漱包里装上梳子这类物品，就不用打开宾馆里的梳子包装。对于一个经常出差的人而言，每年可能少浪费十几到几十把梳子。“源头减量”是环保的根本所在。政府在舆论宣传中应引导公众形成对垃圾制造的“原罪”文化和“原罪”心态，通过低碳生活方式和持续的环保行动减少自己对自然的亏欠和伤害。
其次，制造垃圾是在制造自我和自然的对立，因此我们要通过减少垃圾与自然重归于好，实现自我成长。工业生产制造了大量物质产品来满足人类的物欲，城市生活的高效便捷满足了人们对自身舒适的欲求，商业文化在制造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快感，然而，生命的意义感和价值感未必相应提升，甚至不断打折乃至丧失。意义感、价值感来自我们和他人的联结，来自我们和自然的联结，这种联结好比镜子，映照了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垃圾是我们和自然建立联结的障碍，那么少制造垃圾就是要恢复我们和自然本应该有的联结。相比于人类漫长的进化史，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本已适应自然中的生活。如果能意识到我们少制造垃圾，就意味着我们和自然形成了更强的联结感、一体感，那么将自己置身自然怀抱，与万物心有戚戚焉的状态，天人合一的状态，能为个体带来更大的内心平静，带来深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带来持久的幸福体验。总之，时常想着少制造垃圾，有助于建立自我和自然的关联，使自我不再局限于狭小的个体世界，而延伸至整个自然和生态，那将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更为饱满的“大我”。
最后，制造垃圾是人格结构中本我的表达，而减少垃圾并分类回收是个体完满人格的表现。拉什杰（W. L. Rathje， 1945-2012）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他主要通过分析垃圾来研究人类的行为，从而创立所谓的“垃圾学”。在他看来，垃圾学就是人学，“了解一个人的唯一方法是看他们扔掉了什么”。垃圾制造是人类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个人的人格表达，也反映了人格健康状况。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把人格系统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方面。本我就是先天的本能与欲望，我们就是在满足饮食之需时制造了厨房垃圾，也制造了厕所垃圾。糟糕的是，现代人类因为对物质和奢侈的无节制追求，而制造了更多本不应该出现的垃圾，比如繁复精美的商品包装，在商品被打开的一刹那就变成了垃圾。本我难以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约束，而是非理性地寻求本能的直接满足。一个本我和物欲强烈的人，可能制造出更多的垃圾。自我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本我的欲望以现实的、无危险的方式得到满足，否则就推迟本能的满足。人类必须建立足够发达的自我（遵循现实主义）以及超我（追求理想主义），认识到现实的约束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为子孙后代考虑，为天人和谐考虑。人类总有本我要满足，所以我们不得不制造垃圾，但一个没有节制的本我是危险的，会无谓地制造不必要的垃圾。认真做好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的人，很可能是有良好自我和超我的人，是一个本我、自我和超我协调运作的人，是一个人格健康的人。
综上，我们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制造多少垃圾，就代表我们对自然界亏欠了多少，故此我们要以赎罪之心做好垃圾减量，让自我和自然和解。而且，我们对待垃圾的态度折射着自己的人性和人格。
促进垃圾分类的心理学策略
第一，建构合理的垃圾分类图式。垃圾合理分类的方法有不同的版本，繁简程度也不相同。例如，在日本，生活垃圾被分为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粗大类、有害类等，而有的城市执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如横滨市要求居民将垃圾分为十类；我国目前通常将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厨余垃圾）和干垃圾（其他垃圾）四类。究竟分成多少类别，以及如何划分，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还要符合人们通常的认知结构或图式。最容易的分类是两类。例如，很多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往往将废旧报纸、易拉罐等可回收物品单独挑拣出来定期卖掉，其余垃圾没有再进行分类，这实际上将垃圾区分成了可回收的（可卖钱的）和不可回收的（无人收购的）。有的居民则习惯于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有机垃圾、湿垃圾）和其他垃圾（无机垃圾、干垃圾）两类。我们调查发现，有的居民习惯于根据场所来对垃圾分类：厨房垃圾、厕所垃圾、阳台（或杂物间）垃圾（多为可回收物）。对于家庭而言，将垃圾区分为两类或三类，比较容易做到；若要区分更多类别或者在家设置更多垃圾桶，往往不习惯，不方便（没地方放），不容易（分类太繁琐）。总体而言，我国常用的垃圾四类划分大致是可行的，居民稍微努力就可做到。过于精细的划分或许科学，但不太可行，不符合人们习惯的类别数量和分类方式。在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中，要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让居民大致掌握每个类别的含义，但似乎没必要一定让每个居民为湿纸巾属于哪类垃圾而纠结。
第二，让垃圾分类者体会到价值感而不是遭受“惩罚”。作为现代社会公民，人们大多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也不是为了换取积分。对于这些人而言，一定要让其体会到做好垃圾分类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坚持垃圾分类，确实保护了环境。然而，当人们正想将分好类的垃圾各自投放入社区垃圾桶时，却看到垃圾清运车将不同类别垃圾倾倒在一起，这可能是对他们行为最大的漠视和伤害。因此，政府和环卫部门要做好垃圾的分类运输和处置，避免垃圾分类者遭受心灵伤害。还有的社区保洁员为了清运垃圾时自己省力，平时总是只打开四个垃圾桶中一个的盖子，居民若要分类投放，就要自己打开其他垃圾桶，这种看似微小的“不便”就阻止了很多人的分类投放。相反，我们应该为垃圾分类者提供足够的便捷。例如，社区垃圾站安装一个便民洗手池，就可以让人们不因害怕弄脏手而将盛放厨余垃圾的塑料袋一并扔进厨余垃圾桶。
第三，巧用环境线索促进垃圾分类。环境特征可以告诉人们在该环境下什么才是适宜的行为，即告诉人们与环境要求匹配的行为规范。例如，环卫人员每天把垃圾桶擦得锃光瓦亮的，就是在告诉人们要爱护环境、准确投放垃圾；反之，哪怕只有少量垃圾被随意丢弃在垃圾桶附近，这似乎在暗示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开展的一项试点研究发现，在人行道上画上引至垃圾箱的脚印可以鼓励路人减少乱扔垃圾的行为。在垃圾箱上贴上由三个大黑点组成的倒三角形（类似“注视目光”面孔）可能在无意识层面提醒垃圾投放者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注视目光是一种监督和道德规范存在的提示。我们在整个垃圾管理的全流程中，尤其是垃圾桶和垃圾站的设计中要善于使用这类环境线索，暗示人们做好垃圾分类。
第四，将垃圾分类视作我们所认同群体的身份象征。20世纪80年代，美国得克萨斯州（得州）居民存在严重的乱扔垃圾问题，尤其是开车时随意在路上丢垃圾。后来，得州政府请学者丹·塞尔克（Dan Syrek）来解决这一问题。依据塞尔克的研究，得州政府批准了一项以“别给得州抹黑”口号为中心的宣传计划，并找来当地家喻户晓的运动员和音乐人拍摄系列广告，告诉人们把垃圾扔进箱里是“很得州的事”。该计划在当时大获成功，5年期间，得州路边的可见垃圾减少了72%②。该计划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社会认同，用人们对某个群体身份的认同和珍视，来规范其行为。做好垃圾分类是现代公民的行为规范，是作为某城市的居民的身份象征，我们在宣传中要将垃圾分类行为作为我们所认同群体的身份象征。
第五，组织居民发现社区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并开展行动。我们曾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的一个社区，通过“影像发声法”干预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让居民拍摄有关社区垃圾分类问题的照片（“影像”），然后以临时小组为单位讨论照片（“发声”），如此进行了三轮照相与讨论活动，主题分别是“社区垃圾分类现状”、“阻碍垃圾分类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方法”以及“帮垃圾找到家”。研究结果表明，这种采用影像发声法的干预，明显改善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行为意向③。在这项社区实验里，并没有告诉居民应该如何垃圾分类，也没有直接要求他们。我们通过让居民自己用手机去拍摄社区里的垃圾分类行为而发现问题，经过小组讨论去澄清认识，并相互启发与激励，从而大家一道推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总之，居民是垃圾分类工作的行动者，让行动者自己组织起来去讨论和相互教育，是开展垃圾分类教育的有效途径，这比直接的说教更容易深入人心。
当前，一场治理垃圾的全国行动已经徐徐开启大幕。管理者不仅要想到罚款这类简单而直接的有效手段，也要深入思考如何营造垃圾减量的社会文化心理，如何善用心理学策略促进人们的垃圾分类行为。“由心而治”或许是一种比罚款更根本、更持久而且成本极低的问题解决之道。即使用经济手段，也可以正面鼓励，给那些认真做好垃圾分类的居民，特别是环卫和保洁人员适当奖励。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设研究”（项目号16AZD057）成果之一】
【注释】
①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5期。
②奇普·希思，丹·希思：《让创意更有粘性》，雷静译，上海：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③曲映蓓，辛自强：《影像发声法的设计思路及在心理学中的应用》，《心理技术与应用》，2017年第8期。
责编/常妍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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