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国际传播为深化学术交流、增进人民感情、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搭建了平台，提供了动力。新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要明确定位，创新发展理念，优化传播方式，完善管理模式，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的重任。它不仅影响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发展，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必然性
文化交流与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考验着为政者的应对智慧。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人类生存智慧和哲学理念，彰显着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人类认知世界多从既有文化观念出发。囿于历史文化、地域特质、信仰体系的差异，人类的社会认知模式、文化认知取向具有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时指出，“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指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唯有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觉，传承发展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动力源泉。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传至东南亚、欧洲及世界各地，在文化交流互鉴和融合汇通中构建起儒学文化圈，逐渐成为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东亚，汉唐以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传入日本，影响了日本在文字、武道、建筑、音乐等多个领域的发展。韩国学习借鉴儒家思想及明清实学思想，其一度被视为当代儒家文化的“活化石”。二是在南亚、东南亚，郑和下西洋加速儒学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当地文化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学文化圈。三是在欧洲，明清之际的耶稣教会传教活动为欧洲带来了中国儒学经典。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至欧洲，受到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等学者的推崇，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以及西方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现实困境
文化产业不够完善，传播竞争力相对偏弱。第一，传统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不能有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滞后、规模较小。第二，文化贸易发展水平较低，文化输出存在贸易逆差，文化产品输出能力和水平有限，产品输出的比重较低。第三，一些文化企业实力较弱，没有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在国际传播中缺乏感染力、亲和力、震撼力，影响了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
民族文化认同不高，文化市场份额占比低。一方面，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和自信心不足。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化成果，“四大发明”、民族戏剧、民间技艺等，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文化相对强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心不足，民族自信心缺乏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受到阻碍，导致对中华文化传承度不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占比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文化产品份额较小，文化产品出口经济拉动作用也不明显。文化产品质量创新性不足，没有创立出有新意、有名气的文化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国际传播与对外交流内容形式单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形式和内容相对单一，缺乏对文化核心内涵的提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中被片面“符号化”，限制了文化国际传播。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大多停留在文化类型上，主要通过实物、图片等形式获得了解，因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难以形成深入的认知。
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实施路径
重视高质量发展。首先，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正视运营管理、传播质量等方面的不足，根据国际读者需求和市场反应，统筹规划文化主题，打造文化品牌，开展全流程监督。其次，既要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科技创新，优化文化资源数据库，了解输出国市场需求，实现与对象国适时交流探讨，促进文化传播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也要通过与全球优质传播资源信息共享，优化传播模式和文化传播水平，不断满足国际受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最后，根据自身条件、资源优势进行科学定位与合理规划，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引入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内容，尤其是做大特色内容，形成协调发展的全新格局。
提供多元化服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应当从单纯依靠规模扩张，转向提升服务水平。第一，借鉴孔子学院、尼山书屋等文化传播机构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制定扶持政策、提供基金支持，鼓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个人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机构搭台、全民参与的共建共管共享新模式。通过拓展国际传播市场，推动基金会建设，争取当地政府、社区、企业的支持，探索多渠道资金筹措的良性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培育具有全球化视野、专业化水平的传播队伍，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积极实施优培计划，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参与文化传播工作。既要加强中外合作，组织专家和学者编写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内容，以适应国际读者的不同需求；同时也可以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第三，全面推进服务功能创新。针对服务主体多元化特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提升服务管理创新能力。
打造文化精品。一是要创新传播方式，完善对话交流机制，形成传播新动能，塑造国家新形象，让外国人听得到、看得懂、学得会，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文化自信注入时代内涵。二是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突出思想内涵导向性，挖掘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中国文化元素，擦亮中国文化名片，让更多的外国民众体验中国文化魅力，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三是贴近国际受众，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要突出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学科建设，为传播提供文化支撑，增强传播实效性。要重视汉学研究与传播，通过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开展学术合作，凝聚专家智慧，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和纽带。要加强调研，强调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了解国外文化传统，让文化不仅走出去，更要走深走实，增强传播实效性。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注：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招标课题资助项目（编号：19XJKD02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来平：《儒学促进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蔡明晶：《外来文化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调适——隋唐佛教与儒学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S2期。
③王莹：《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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