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同时也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书院的养士制度，为职业学者的产生提供了经济保障。作为职业学者的山长，引领读书风气，推动学术考课，维系了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型书院的生徒而言，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关键词】清代书院 书院山长 书院生徒 职业学者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清代是书院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据学者统计，清代书院共计5836所，是唐至明代书院总和的1.96倍。清代也是书院与科举关联最为密切的时期，大多数书院以举业训练为首要职责，因而有学者指出，清代书院已然成为科举的附庸。不过，在促进文化发展方面，清代书院仍然功不可没，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就是书院的职业学者群体。
束脩和膏火等收入，是书院职业学者的经济保障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他们一般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致仕之后或暂时退出政坛之时，掌教书院是一种不错的职业选择。此外，职业学者还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清代中后期出现了部分学术型书院，其生徒专攻经史词章或新学西学，他们也可被视作职业学者。
学者能够成为职业，有赖于经济方面的保障。政府投入、民间捐助、学田收入等，可为书院的日常运作提供经费支持。而屋舍修缮之外，书院的主要开支，便是山长的束脩和生徒的膏火等项。山长的收入有多少？不同时期、地区、书院之间各有差别。以光绪年间江宁书院为例：钟山书院山长，束脩八百两，火食一百六十两，节敬二十四两；尊经书院山长，束脩五百两，火食二百四十两，节敬二十四两；凤池书院山长，束脩三百两，火食一百二十两，节敬二十四两。总体来说，省城或富庶地区的名书院，山长的收入往往很高。掌教名书院，也成为一种理想的职业选择。
同样，在书院肄业的生徒，也可获得数额不等的膏火费。如前述钟山书院，课额超等五十名，每名二两六钱；特等七十名，每名一两三钱。钟山书院全年的膏火费开支是二百八十六两。生徒可以参加多所书院的考课，这样获得的膏火费可能更充裕。如同治年间富阳周鸣春，参加杭州书院的考课，靠膏火费养活一家十余口人。光绪年间嘉定沈恩孚，家境贫寒，倚靠书院膏火养家，每年还有积余。
书院提供束脩和膏火，师生也就有了经济保障。书院师生不都是职业学者，但职业学者必定有赖于较为从容的生活状态，再加上教学相长，往往有助于产出重要的学术著作。著名学者钱大昕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讲肄之暇，复加讨论”“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最终写成《廿二史考异》；卢文弨两主钟山书院，著有《钟山札记》；赵翼掌教扬州安定书院，写出《陔余丛考》。书院不仅成就职业学者，还促进了学术流派的产生。如乾嘉汉学各派当中，吴派与苏州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皖派与徽州紫阳书院、婺源明经书院、洋川毓文书院，扬州学派与扬州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其间关联甚为密切，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有掌教或肄业书院的经历，书院成为学术流派的大本营。
书院职业学者引领读书风气，大体维系向学之风不堕
清代科举考试的文体以八股文为主，又有诗赋、策论等。要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大量阅读自是题中之义。不过人性往往趋利避害、避重就轻，速成的捷径总是受到欢迎，大批范文和类书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备考用书，包括闱墨《新选五科墨》《国朝元魁墨萃》《直省墨鲭夺标》，八股文选《大题观海》《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小题正鹄》，诗帖诗选《增广玉芙蓉》《试律大成》，类书辞典《四书典制类联音注》《四书人物典林》《五经备旨》《策学备纂》《策府统宗》等。雍乾之时，文选本已汗牛充栋；道光时，“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钟山书院山长卢文弨曾感叹：“渐染俗学已深者，始终不能变也。”
世风如此，书院又多以举业训练为职责，难免有生徒只读时墨和类书，以求捷径。有识见的山长深以为戒，因此时时告诫生徒，万不可在时墨和类书中讨生活。乾隆年间，边连宝掌教任丘桂岩书院，他叮嘱生徒：近世习举子业者，把黄边老墨视作半世夫妻厮守，除四书本经外，一切线装书束而不观，置之高阁，抱残守独，孤陋寡闻。这样的士子就算侥幸获隽，也只能叫作“红脖进士”，其实是很可耻的。章学诚曾主讲肥乡清漳书院，离别时作《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以慰诸生惓惓之意。他认为，《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庸恶陋劣，实为学术人心之害。我们不仅不要使用这些书，而且如果自己编了这类书，也只能供自己使用，不可“留示子弟，嘉惠后学”。时墨、类书之所以品格卑陋，在于它们提供的是碎片化的二手知识，依赖这种方式阅读经典，绝非正道。
面对浩瀚的典籍，生徒又该如何切入？山长往往有切实的指导。康熙年间，李来章主讲南阳书院，为诸生讲“读书次序”，对儒家经典各有简评。如《诗经》，建议书目为《诗经注疏》《诗经大全》《诗经说约》三种。又谈到治诗与别经不同，要朗吟低咏、从容玩味，方能得其旨趣。坊间讲章，多为举业而作，纠缠训诂，反而锢蔽灵机。所以读《诗经》，要在字义既通之后咀嚼白文，最是妙法。再如《春秋》，“三传”之外，李氏推荐《春秋胡传》和《春秋归义》。他认为，自从科举以来，学者多学揣摩之术以求速售，导致对《春秋》的研读尤为疏陋。后两种书各有所长，《春秋归义》发挥《春秋》大义，最有益于世道人心。
考虑到诸生能力各有不同，山长开列的阅读指南，往往既有理想的目标，又有最低限度的书目。乾隆年间肇庆端溪书院，藏书不下万卷，虽多为常见书，不过对于诸生研习来说也是够用的。只是近来士习，沉溺于帖括之学，诸生未必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藏书。全祖望担任山长时告诫诸生：学问不在帖括，就算从事帖括，也要以读书为根柢。因此，诸生如果不能遽读《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五经四书大全》也应该熟悉；如果不能遽窥《二十三史》，《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也需要详观；如果不能遍览诸儒的语录讲义，《性理大全》也有必要研习一番。这样读尽诸书，就算写作八股文，也必定不是寻常庸劣之帖括。
清代书院在科举压力之下，尚能大体维系向学之风不堕。在这一点上，职业学者出任山长，引领读书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职业学者推动举业型书院的学术考课，保障了生徒的基本学术训练
清初王士禛《香祖笔记》中记载过一则故事：莱阳宋琬幼时在家塾读书，当地一位前辈老进士见了，问：“孺子所读何书？”宋琬答：“《史记》。”进士又问：“何人所作？”宋琬答：“司马迁。”进士又问：“他是哪科进士？”宋琬说：“他是汉代太史令，不是进士。”进士取而观之，读了不到一二行，就放下来，说：“写得不怎么样，有什么好读的？”宋琬窃笑，而老进士夷然不屑。
进士不知《史记》，有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不知苏轼，虽为极端个案，但也反映出科举时代普遍的不良学风，正所谓“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清代多数书院以备战科举为宗旨，考课是主要事务。考课的类型繁多，按照主持者身份和考课内容，有大课和小课之分。大课也叫官课，由地方官员主持，考试八股试帖；小课或指山长主持的师课，或指以经史词章为内容的考课。在举世皆重八股文的大潮当中，小课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保证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避免“进士不知《史记》”式的笑话。
小课具体考些什么内容？现存的一些课艺总集可让我们窥其大略。道光二十九年（1849）松江《云间小课》，共二卷，卷上赋42篇，题如《鸡林贾市白傅诗赋》《宋祖雪夜访赵普赋》《元祐党籍碑赋》；卷下杂文16篇，题如《补唐庄宗〈平蜀颂〉》《拟沈初明〈通天台表〉》《〈霍光传〉书后》《拟〈新唐书·食货志〉论》《〈困学纪闻〉跋》；诗29篇，题如《读〈后汉书·党锢传〉》《咏南瓜》《会稽太守行》《拟吴梅村〈永和宫词〉》，等等。
再如咸丰八年（1858）杭州《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共10课，诗文113篇，题如第1课《四牡在寅说》《燧人四佐赞》《磨盾作檄赋》《读〈水经注〉赋天目五胜》，第2课《〈诗〉〈书〉序出孟子之徒说》《〈孟子〉有齐宣王无齐湣王说》《“高允真忠臣”论》《拟谢元晖〈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第8课《僧鞋菊赋》《菊屏赋》《闻官兵收复汉阳武昌》，等等。
又如光绪三年（1877）扬州《梅花书院小课》，经解40篇，题如《作事谋始解》《三宅三俊解》《如月之恒解》《三赐不及车马解》；考8篇，题如《朝日夕月考》《〈史记〉得失考》《幕府考》；论10篇，题如《圣人无两心论》《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论》《朱陆异同论》；书后6篇，题如《书〈庄子·齐物论〉后》《书〈陶渊明集〉后》《〈大学衍义补〉书后》，等等。
就科举考试而言，小课有备考的意义。清代中后期自童试以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朝考、散馆、大考、考差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作对策，自童试以至会试、朝考、大考，以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尽管也是备考，在众多生徒溺于八股、无暇顾及经古学问的情况之下，书院职业学者推动小课的开展，以考课制度的形式保障了生徒的基本学术训练。
学术型书院的职业学者群体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各有贡献
举业型书院的小课，还只是科举训练的副产品。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学术型书院，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考课。这些书院的职业学者，不仅有山长，还有生徒。
最负盛名的学术型书院，是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这两所书院尊崇汉学，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可见其旨趣。诂经精舍的历任山长，有王昶、杨芳灿、孙星衍、俞樾、陈寿祺、谭献、黄体芳等人。每月考课，内容涉及“十三经”、“三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而且是开卷考试，不用扃试糊名之法。师生日常研讨名物典章，辩难同异。钱泳这样回忆访问精舍的见闻：“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吵攘面赤。”学海堂不设山长，而设学长，第一批学长为吴兰修、赵钧、曾钊、林伯桐、熊景星、徐荣、马福安、吴应逵等八人。专课肄业生由学长公举，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海堂共招收专课肄业生16届260人。每月考课，只考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考八股文和试帖诗。两书院考课的成果，汇编为《诂经精舍文集》八集和《学海堂集》四集。此外，《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和《皇清经解》，也是两书院师生完成的大型学术成果。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如江宁惜阴书院、南昌经训书院、武昌经心书院、福州致用书院、黄州经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宁波辨志文会、苏州学古堂、广州广雅书院等，研习经史词章和新学西学的书院随之涌现。这些书院的考课成果，汇编为若干总集，如《惜阴书院东斋课艺》《惜阴书院西斋课艺》《经训书院文集》《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致用书院文集》《黄州课士录》《蜀秀集》《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尊经书院三集》《辨志文会课艺初集》《学古堂日记》《广雅书院文稿》，等等。这些总集中收录的课艺，虽为生徒习作，但有的已经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有的反映出清晰的经世意识。例如光绪年间黄州经古书院，考课的诗赋题有《显微镜》《千里镜》《汽球》《蚊子船》，时务题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和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等，据说张之洞见了，甚为赞叹。
学术型书院的生徒，有相当一部分后来学有所成。以光绪五年（1879）《蜀秀集》所收作者为例，杨锐、廖登廷（廖平）、宋育仁、傅世洵、丁树诚、邹增祜、宁缃、邱晋成、范溶、张祥龄、毛瀚丰、曾培、周煜南、邓宗岳、邹宣律、陈崇哲、顾印愚、王光棣、颜汝玉、王荫槐、崔映棠、傅守中等，日后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各有贡献。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晚清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项目编号：18GZGX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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