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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及其贡献

核心提示: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同时也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书院的养士制度,为职业学者的产生提供了经济保障。作为职业学者的山长,引领读书风气,推动学术考课,维系了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型书院的生徒而言,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摘要】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同时也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书院的养士制度,为职业学者的产生提供了经济保障。作为职业学者的山长,引领读书风气,推动学术考课,维系了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型书院的生徒而言,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关键词】清代书院  书院山长  书院生徒  职业学者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清代是书院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据学者统计,清代书院共计5836所,是唐至明代书院总和的1.96倍。清代也是书院与科举关联最为密切的时期,大多数书院以举业训练为首要职责,因而有学者指出,清代书院已然成为科举的附庸。不过,在促进文化发展方面,清代书院仍然功不可没,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就是书院的职业学者群体。

束脩和膏火等收入,是书院职业学者的经济保障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他们一般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致仕之后或暂时退出政坛之时,掌教书院是一种不错的职业选择。此外,职业学者还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清代中后期出现了部分学术型书院,其生徒专攻经史词章或新学西学,他们也可被视作职业学者。

学者能够成为职业,有赖于经济方面的保障。政府投入、民间捐助、学田收入等,可为书院的日常运作提供经费支持。而屋舍修缮之外,书院的主要开支,便是山长的束脩和生徒的膏火等项。山长的收入有多少?不同时期、地区、书院之间各有差别。以光绪年间江宁书院为例:钟山书院山长,束脩八百两,火食一百六十两,节敬二十四两;尊经书院山长,束脩五百两,火食二百四十两,节敬二十四两;凤池书院山长,束脩三百两,火食一百二十两,节敬二十四两。总体来说,省城或富庶地区的名书院,山长的收入往往很高。掌教名书院,也成为一种理想的职业选择。

同样,在书院肄业的生徒,也可获得数额不等的膏火费。如前述钟山书院,课额超等五十名,每名二两六钱;特等七十名,每名一两三钱。钟山书院全年的膏火费开支是二百八十六两。生徒可以参加多所书院的考课,这样获得的膏火费可能更充裕。如同治年间富阳周鸣春,参加杭州书院的考课,靠膏火费养活一家十余口人。光绪年间嘉定沈恩孚,家境贫寒,倚靠书院膏火养家,每年还有积余。

书院提供束脩和膏火,师生也就有了经济保障。书院师生不都是职业学者,但职业学者必定有赖于较为从容的生活状态,再加上教学相长,往往有助于产出重要的学术著作。著名学者钱大昕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讲肄之暇,复加讨论”“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最终写成《廿二史考异》;卢文弨两主钟山书院,著有《钟山札记》;赵翼掌教扬州安定书院,写出《陔余丛考》。书院不仅成就职业学者,还促进了学术流派的产生。如乾嘉汉学各派当中,吴派与苏州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皖派与徽州紫阳书院、婺源明经书院、洋川毓文书院,扬州学派与扬州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其间关联甚为密切,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有掌教或肄业书院的经历,书院成为学术流派的大本营。

书院职业学者引领读书风气,大体维系向学之风不堕

清代科举考试的文体以八股文为主,又有诗赋、策论等。要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大量阅读自是题中之义。不过人性往往趋利避害、避重就轻,速成的捷径总是受到欢迎,大批范文和类书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备考用书,包括闱墨《新选五科墨》《国朝元魁墨萃》《直省墨鲭夺标》,八股文选《大题观海》《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小题正鹄》,诗帖诗选《增广玉芙蓉》《试律大成》,类书辞典《四书典制类联音注》《四书人物典林》《五经备旨》《策学备纂》《策府统宗》等。雍乾之时,文选本已汗牛充栋;道光时,“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钟山书院山长卢文弨曾感叹:“渐染俗学已深者,始终不能变也。”

世风如此,书院又多以举业训练为职责,难免有生徒只读时墨和类书,以求捷径。有识见的山长深以为戒,因此时时告诫生徒,万不可在时墨和类书中讨生活。乾隆年间,边连宝掌教任丘桂岩书院,他叮嘱生徒:近世习举子业者,把黄边老墨视作半世夫妻厮守,除四书本经外,一切线装书束而不观,置之高阁,抱残守独,孤陋寡闻。这样的士子就算侥幸获隽,也只能叫作“红脖进士”,其实是很可耻的。章学诚曾主讲肥乡清漳书院,离别时作《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以慰诸生惓惓之意。他认为,《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庸恶陋劣,实为学术人心之害。我们不仅不要使用这些书,而且如果自己编了这类书,也只能供自己使用,不可“留示子弟,嘉惠后学”。时墨、类书之所以品格卑陋,在于它们提供的是碎片化的二手知识,依赖这种方式阅读经典,绝非正道。

面对浩瀚的典籍,生徒又该如何切入?山长往往有切实的指导。康熙年间,李来章主讲南阳书院,为诸生讲“读书次序”,对儒家经典各有简评。如《诗经》,建议书目为《诗经注疏》《诗经大全》《诗经说约》三种。又谈到治诗与别经不同,要朗吟低咏、从容玩味,方能得其旨趣。坊间讲章,多为举业而作,纠缠训诂,反而锢蔽灵机。所以读《诗经》,要在字义既通之后咀嚼白文,最是妙法。再如《春秋》,“三传”之外,李氏推荐《春秋胡传》和《春秋归义》。他认为,自从科举以来,学者多学揣摩之术以求速售,导致对《春秋》的研读尤为疏陋。后两种书各有所长,《春秋归义》发挥《春秋》大义,最有益于世道人心。

考虑到诸生能力各有不同,山长开列的阅读指南,往往既有理想的目标,又有最低限度的书目。乾隆年间肇庆端溪书院,藏书不下万卷,虽多为常见书,不过对于诸生研习来说也是够用的。只是近来士习,沉溺于帖括之学,诸生未必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藏书。全祖望担任山长时告诫诸生:学问不在帖括,就算从事帖括,也要以读书为根柢。因此,诸生如果不能遽读《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五经四书大全》也应该熟悉;如果不能遽窥《二十三史》,《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也需要详观;如果不能遍览诸儒的语录讲义,《性理大全》也有必要研习一番。这样读尽诸书,就算写作八股文,也必定不是寻常庸劣之帖括。

清代书院在科举压力之下,尚能大体维系向学之风不堕。在这一点上,职业学者出任山长,引领读书风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职业学者推动举业型书院的学术考课,保障了生徒的基本学术训练

清初王士禛《香祖笔记》中记载过一则故事:莱阳宋琬幼时在家塾读书,当地一位前辈老进士见了,问:“孺子所读何书?”宋琬答:“《史记》。”进士又问:“何人所作?”宋琬答:“司马迁。”进士又问:“他是哪科进士?”宋琬说:“他是汉代太史令,不是进士。”进士取而观之,读了不到一二行,就放下来,说:“写得不怎么样,有什么好读的?”宋琬窃笑,而老进士夷然不屑。

进士不知《史记》,有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不知苏轼,虽为极端个案,但也反映出科举时代普遍的不良学风,正所谓“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清代多数书院以备战科举为宗旨,考课是主要事务。考课的类型繁多,按照主持者身份和考课内容,有大课和小课之分。大课也叫官课,由地方官员主持,考试八股试帖;小课或指山长主持的师课,或指以经史词章为内容的考课。在举世皆重八股文的大潮当中,小课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保证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避免“进士不知《史记》”式的笑话。

小课具体考些什么内容?现存的一些课艺总集可让我们窥其大略。道光二十九年(1849)松江《云间小课》,共二卷,卷上赋42篇,题如《鸡林贾市白傅诗赋》《宋祖雪夜访赵普赋》《元祐党籍碑赋》;卷下杂文16篇,题如《补唐庄宗〈平蜀颂〉》《拟沈初明〈通天台表〉》《〈霍光传〉书后》《拟〈新唐书·食货志〉论》《〈困学纪闻〉跋》;诗29篇,题如《读〈后汉书·党锢传〉》《咏南瓜》《会稽太守行》《拟吴梅村〈永和宫词〉》,等等。

再如咸丰八年(1858)杭州《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共10课,诗文113篇,题如第1课《四牡在寅说》《燧人四佐赞》《磨盾作檄赋》《读〈水经注〉赋天目五胜》,第2课《〈诗〉〈书〉序出孟子之徒说》《〈孟子〉有齐宣王无齐湣王说》《“高允真忠臣”论》《拟谢元晖〈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第8课《僧鞋菊赋》《菊屏赋》《闻官兵收复汉阳武昌》,等等。

又如光绪三年(1877)扬州《梅花书院小课》,经解40篇,题如《作事谋始解》《三宅三俊解》《如月之恒解》《三赐不及车马解》;考8篇,题如《朝日夕月考》《〈史记〉得失考》《幕府考》;论10篇,题如《圣人无两心论》《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论》《朱陆异同论》;书后6篇,题如《书〈庄子·齐物论〉后》《书〈陶渊明集〉后》《〈大学衍义补〉书后》,等等。

就科举考试而言,小课有备考的意义。清代中后期自童试以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朝考、散馆、大考、考差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作对策,自童试以至会试、朝考、大考,以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尽管也是备考,在众多生徒溺于八股、无暇顾及经古学问的情况之下,书院职业学者推动小课的开展,以考课制度的形式保障了生徒的基本学术训练。

学术型书院的职业学者群体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各有贡献

举业型书院的小课,还只是科举训练的副产品。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学术型书院,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考课。这些书院的职业学者,不仅有山长,还有生徒。

最负盛名的学术型书院,是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这两所书院尊崇汉学,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可见其旨趣。诂经精舍的历任山长,有王昶、杨芳灿、孙星衍、俞樾、陈寿祺、谭献、黄体芳等人。每月考课,内容涉及“十三经”、“三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而且是开卷考试,不用扃试糊名之法。师生日常研讨名物典章,辩难同异。钱泳这样回忆访问精舍的见闻:“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吵攘面赤。”学海堂不设山长,而设学长,第一批学长为吴兰修、赵钧、曾钊、林伯桐、熊景星、徐荣、马福安、吴应逵等八人。专课肄业生由学长公举,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海堂共招收专课肄业生16届260人。每月考课,只考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考八股文和试帖诗。两书院考课的成果,汇编为《诂经精舍文集》八集和《学海堂集》四集。此外,《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和《皇清经解》,也是两书院师生完成的大型学术成果。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如江宁惜阴书院、南昌经训书院、武昌经心书院、福州致用书院、黄州经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宁波辨志文会、苏州学古堂、广州广雅书院等,研习经史词章和新学西学的书院随之涌现。这些书院的考课成果,汇编为若干总集,如《惜阴书院东斋课艺》《惜阴书院西斋课艺》《经训书院文集》《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致用书院文集》《黄州课士录》《蜀秀集》《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尊经书院三集》《辨志文会课艺初集》《学古堂日记》《广雅书院文稿》,等等。这些总集中收录的课艺,虽为生徒习作,但有的已经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有的反映出清晰的经世意识。例如光绪年间黄州经古书院,考课的诗赋题有《显微镜》《千里镜》《汽球》《蚊子船》,时务题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和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等,据说张之洞见了,甚为赞叹。

学术型书院的生徒,有相当一部分后来学有所成。以光绪五年(1879)《蜀秀集》所收作者为例,杨锐、廖登廷(廖平)、宋育仁、傅世洵、丁树诚、邹增祜、宁缃、邱晋成、范溶、张祥龄、毛瀚丰、曾培、周煜南、邓宗岳、邹宣律、陈崇哲、顾印愚、王光棣、颜汝玉、王荫槐、崔映棠、傅守中等,日后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各有贡献。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晚清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项目编号:18GZGX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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