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亚洲世纪”为脉络，从文化的视角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印关系，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印度经济自由，是中印恢复传统友好关系并达成“亚洲世纪”共识的前提；殖民主义文化及其遗产长期阻碍着中印解决边界问题；中国对于印度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缺乏认识，使中国不能真正、准确地了解和理解印度。中印回应时代需求开始探索“全球治理”，可望为建立一个世界新文化而贡献“中印智慧”。
【关键词】亚洲世纪 中印关系 边界问题 武汉峰会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12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前夕，中印之间发生了一度濒临战争的“洞朗对峙”。由于这场持续长达两个多月、自1962年边界冲突后最严重的对峙，加之历经数十载，中印之间类似边界问题的“遗留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客观事实，使得近期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力固定在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上，即“印太战略”、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印美日关系的新动向等方面。对于中印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持悲观看法。在2018年10月举行的中国南亚学会年会上，资深的印度研究者、云南大学吕昭义教授提出，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换期”。
其实，40年来中印关系的最亮点，于2018年4月27～28日发生在中国武汉东湖之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的非正式会晤，就当前国际形势达成一项重要共识，即“世界处于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闲庭信步时，两国领导人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近期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现存国际体系遭遇危机的背景下审视中印关系，我们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超越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以一个广义的文化视角，从中印共建“世界新文化”的大局着眼，对40年来的中印关系展开分析和总结。
“亚洲世纪”——中印共识
1978～1979年，当中国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开启改革开放之时，中印关系尚未完全从1962年边界冲突之后的“冷冻”中复苏。但是，印度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佛教的发源地，在中国人民心里始终占据着“西天”的地位，印度历史、哲学、语言和古典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也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季羡林教授翻译的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徐梵澄教授翻译的印度哲学经典《五十奥义书》，大多是在中印外交关系的冷冻期间完成的。
印度的改革开放，即被称为“经济自由”或“经济解放”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十年。在此之前，印度自1947年独立就面临的大面积贫困、缺医少药、粮食危机等民生问题，教派纷争、种姓冲突等社会问题，以及世俗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长期困扰着印度。欧美的研究者不时发出印度注定是要分裂的预警，而英迪拉·甘地总理打击日益猖獗的锡克分离主义势力、1984年被锡克卫兵打死继而引发德里、旁遮普等北印度地区大规模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冲突，给总理继任者拉吉夫·甘地留下一个内讧的、力量不断下降的国大党，一个民族、宗教、语言分歧和冲突日益加深的社会，一个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较低的经济体制和被世人嘲笑的“印度教徒增长率”（Hindu Growth Rate）。中国和印度都需要振兴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因此也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有利的外部环境。摆脱历史重负，调整外交策略，缓和中印关系，成为中印双方的明智之举。于是，拉·甘地总理于1988年12月19日开启了访华日程。这是时隔34年之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1954年访华）第一位印度政府首脑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标志着中印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此次访问期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印度总理拉·甘地所达成的共识，即对于“亚洲世纪”的共识。邓小平认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从此，“亚洲世纪”的概念不仅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和解读，也引发了世界上许多战略家的关注。
“亚洲世纪”的理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代亚洲许多国家被殖民时期的“亚洲团结”的理念。[1]中国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毛泽东，印度从泰戈尔、圣雄甘地到尼赫鲁，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意义上表达了亚洲团结的意愿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印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但遗憾的是，当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的、独立的共和国，彼此面对面地处理“殖民主义的遗产”时，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使“亚洲团结”的理想遇到重大挫败，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冷战对抗时期”导致“亚洲世纪”的共识严重迟到。
“亚洲世纪”——现状与问题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在去殖民化后的强劲经济表现，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凸显的东亚和东南亚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第三千年“亚洲世纪”充满希望和乐观的新时代。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印度和东亚经济的崛起，亚洲强国的前景已经显现。亚洲国家在经济、外交、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软实力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为“亚洲世纪”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命运增添了动力，亚洲的发展成为世纪经济的引擎。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国政府和民众要求确立与国力相符国际地位的舆论呼声亦逐年增强。但是，从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技术因素和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对国际大机构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国内企业国际化程度等）方面看，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印度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摘掉接受援助的“贫困大国”帽子。从整体上看，亚洲转型的特点是合作、竞争和冲突等要素相互重叠，除非亚洲各国团结协作，否则“亚洲世纪”仍将只是一个白日梦。因此，从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观察，亚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
更大的挑战在于，受困于中印之间漫长的、数十年来悬而未决的边界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流亡藏人问题、中巴关系问题等。中印边界大小争端几乎是周期性出现,并不时导致局势严峻。缺乏政治互信，并随时需要防止恶性事件由小变大，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大局，“亚洲世纪”建设的热情大幅降温。
边界问题——“亚洲世纪”建设的文化线。边界问题历来被视为发展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和潜在威胁。邓小平先生也曾表示过，中印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而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两份民意调查报告，即2017年7月发布的《美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和2016年9月发布的《印度与莫迪：仍旧处在蜜月之中》，在印度担忧中国的诸多问题中，领土边界的争议仍然是印度对华担忧的首要因素。
关于边界问题，最乐观的观点是，在如此漫长、未定的边界，几乎天天面对面的两国几十万军队，多年来却没开过一枪，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比较乐观的看法则不时出现在双边商讨之后领导人的言论中。比如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1981年中印边界谈判以来的第一个政治性文件——《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之后，双方都认为“找到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共同点”（印度国家安全顾问M.K.纳拉亚南），“剩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双方都认为“搁置难题，优先发展”已经成为中印之间的共识，即双方坚持公平合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妨碍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发展，达到双赢的结果，因此“中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
事实上，中印双方表述更多的，则是对于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的悲观。比较悲观的看法是基于“现实”，即中国将印度视为一个“次要的战略方向”，[3]而中印关系就“像一艘不沉、不烂、不动、不进的船”，边界问题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最悲观的看法，在印度和印度裔学者方面是基于中印始终都是“战略对抗者”“竞争对手”的判断，秉持鲜明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中印合作的前景持悲观和消极态度，甚至热衷于诸多制衡中国的政策主张；在中国学者和批评印方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国际学者方面，则是基于印度的一贯表现，认为印度根本不会就边界问题与中国进行实质性的谈判；[4]或者由于对印度想报一剑之仇的高度警惕，认为“中印必有一战”。
笔者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持极度悲观的看法，对中印关系的长期发展则持乐观的看法，后者是基于中印文化的同质与亲和，前者则是基于现阶段中印两国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的严重缺失。
中印之间存在着“三条线”，一是历史悠久的、农牧时期逐渐形成的、在人们心中充满想象和浪漫色彩的传统习惯线；二是英殖民者为了大英帝国的统治而人为制造、人工描画的麦克马洪线；三是经过和平与战争而演变至今但仍然充满争议和纠纷的实际控制线。由于印度的“无辜受害者”心理和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如何正确看待这三条线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特别是如何认识殖民主义文化和妥善对待殖民者的遗产，还将长期困扰印度。
另一个影响中印关系的问题，是西藏问题及流亡藏人问题。自2003年印度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首次正式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印方在2006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宣言》中重申“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从法理上说，中印双方已经就西藏问题达成了“政治”谅解。近年来，印度政府违背在涉藏问题上对中方的承诺，重新使用“达赖牌”，[5]将最终在印度官方和民间以及流亡西藏人团体中产生更大的困扰，也会进一步给印度的佛教文化建设造成损害。相关印度专家已经认识到，佛陀的遗产，即佛、法、僧“三宝”已经在印度遗失，“印度政府长期将佛教等同于喇嘛教，严重低估了自己的佛教遗产和精神价值。而在事实上，这些价值仍然与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相联系，并激励着亚洲追寻现代性、精神性、民主价值和经济繁荣”。[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2014年开放从印度前往神山圣湖（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的朝圣天路，使印度教徒能够朝拜他们心中的“宇宙中心”、湿婆大神的道场，这无疑有助于两国人民的宗教文化和人文交流，也可望有助于将中印边界变成一个促进经贸、确保安全的文化软边界，永保世界屋脊的持久和平和纯洁美好。
文化理解——“亚洲世纪”的关键。在21世纪初始的10年间，中印两国充满着“中印龙象共舞复兴之曲繁荣振兴亚洲世纪”的乐观情绪。2014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印度《印度教徒报》和《觉醒日报》同时发表题为《携手共创繁荣振兴的亚洲世纪》的署名文章，“亚洲世纪”在印度方面也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印度媒体审慎而乐观地认为，虽然“亚洲世纪”目前就和“中国梦”一样，都还是一个理想，但并非遥不可及。在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华前夕，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周刚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认为，20多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印证了‘亚洲世纪’的到来”。[7]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中印经济利益的互融捆绑和政治互信的机制保障，都没有能够移除那些横亘在两国关系中间的障碍。中印既很难真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也很难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许多中国学者的口头禅——“印度是一个难缠的朋友”，真实地反映出中印之间缺乏理解、缺乏默契的状况。
据笔者的观察，中印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不成共识的原因，并非相互指责的那样缺乏诚意，而是缺乏文化理解。本文仅涉及中方对印度文化理解的缺失方面。
首先，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对于印度的发展状况或所处的发展阶段，长期以来是缺乏正确认识的。
研究中印关系的中国学者都特别注意印度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语）情结，并深挖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世界文明古国的大国情结之根。的确，独立后的历届政府都继承了尼赫鲁的思想，把谋求大国地位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印度战略家的共识是印度“要么再度辉煌，要么被淘汰出局”，印度政府早就制定了在2020年跻身于世界四大经济强国行列的宏伟目标。但是，印度毕竟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数百年苦难，至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亚洲世纪报》曾评论，印度有上百万人至今仍缺乏卫生的饮用水，饱受疾病折磨，没有机会受教育，一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他们的孩子没有前途。
40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外国思想制度的开放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它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在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使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如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印度的“经济解放”，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晚了十来年，其改革深度和广度亦远不如中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印度精英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普遍滋生出一种混合自卑、高傲、自信、失望的心态，中国需要等待印度自信的建立。
其次，中国缺乏对印度“多元文化”的认识。印度不仅有传统的人种、语言、宗教的多元，也有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更有天然而永久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元。印度社会至今没有挑战宗教权威，似乎处于“启蒙”运动之前的历史阶段，而消费主义与宗教修行的盛行，又似乎处于后现代的历史阶段。长期以来，原始经济、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的混合，“贫困印度”与“富裕印度”的两个世界并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世俗主义与宗教热诚的融合，造就了印度的丰富和矛盾，也造成了外部观察家的种种困惑。
印度种种的多元，致使一批人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朋友，另一批人则认为中国是印度的主要威胁；一些人喜欢中国的文化，另一些人则不喜欢甚至批判。因此，关于中印关系，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关系，印度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均有着自己的主张和预期。因此我们在听到和平友好声音的同时，也总是能够听到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中国“要攫取阿鲁纳恰尔”，“中国强化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支持印度北部的叛乱活动”，等等杂音，中国应将此视为印度“百花齐放”的结果。
印度多元社会的开放性使各种声音能够表达，政治民主制度也保障了政党和民众采取不同行动的权利。因此，即使执政党通过共同宣言的形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也会有反对党总是企图改变对相关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更不用说总有一些人会暗中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行径，企图使西藏成为印中之间的一个缓冲区，或者说企图使这个问题成为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筹码。
另外，印度的宗教性和族群的多样性，也使得它对于恐怖主义的抵御能力很弱，因此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有着非常强烈的诉求。
延续数千年的“种姓制度”造成了“社会分层”，也造就了社会分裂。表现在对中国的认知上就是，整体而言，印度的精英阶层更“反华”，而普通民众对华则更普遍地选择“无所谓”；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41%对中国“没有看法”。[8]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问题是，中方似乎不能“寄希望于印度人民”，因为印度精英知识分子对塑造印度社会对华认知具有很强的影响，在印度媒体和智库里活跃的都是前政府官员（外交官、军官等）、著名学者，他们在报纸以及网络上开设专栏，对印度内政外交进行评论，经常发表涉华外交战略的评论，造成了一个反华、疑华的大氛围。
再者，中国缺乏对印度“宗教传统”和“文化自信”的认知，也缺乏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外交的理解。
现在印度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是一个印度教色彩十分深厚的政党，其第一次执政，是在1988年。当时印度进入了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局动荡期，先后举行五届大选、更迭八届政府。赢得印度第12届人民院选举胜利的印度人民党，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其思想库和组织部“国民志愿团”（RSS）一贯将中国视为“全人类的一个共同威胁”，主张建立“印度教国家”并给予“核牙齿”。长期以来，基于印度教的“文化自信”，使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战略家“对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说过，“每一个印度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他乡，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也不把印度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看待，印度人认为在中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9]
自2014年莫迪任总理后，一直试图平衡各方力量，通过将印度教思想、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资源，将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进行让各方满意的、有效的统治。莫迪总理甚至将自己倾力推动的“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Mission），也归功于“圣雄甘地的灵感指引”。[10]但是，其以反恐为名不断打击穆斯林，烧毁基督教堂，强制其他宗教信徒“回家”（回到印度教内）等行为，证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极端势力在莫迪任内并没有有效得到控制。印度研究者认为，印度人民党执政数年来，印度的软实力“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不仅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观点中如此，在穆斯林世界也是如此”，“如果中印之间发生战争，这些因素都将发挥作用。印度在军事上无法与中国匹敌，在软实力上中国也可能已经具备优势。印度人还在幻想世界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完全拒绝接受国际舆论的评判，更不用说中国和南亚小邻国的意见了”。[11]
自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中印关系从彼此“高度期待”逐渐发展到“互相失望”，2016年以来进入“多事之秋”。在印度方面看来，这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有密切关系。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极度自信又极度自卑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担忧中国可能发展为亚太地区的“单极霸主”。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和反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即“一带一路”倡议是中美争夺世界霸权和中国试图控制周边地区的重要举措。[12]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缺乏深度交流，至今仍缺乏对彼此的影响力。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被津津乐道的印度佛教，自唐代以前便汇入了儒释道“三教合流”之中。佛教在印度中世纪走向消亡，而中国化的佛教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今佛教又经常成为中国对印度进行“误读”的部分原因。进入21世纪，两国文化交流显著增多，人员往来稳步上升，但历年的情况都是，访印中国人仅有访中印度人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虽然人文和民间交往得到扩大，但中国文化在印度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据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总的来说，中国在南亚的文化影响力很弱”。[13]
走向“全球治理”
武汉峰会——“全球治理”上路。21世纪初，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国家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连续十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份额贡献都在50%左右，“东方”扛起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大旗，其领衔世界的潜力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爆发。多项权威研究报告都认为，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东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不幸的是，中印之间在此时发生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非暴力对抗——“洞朗对峙”。中印双方在妥善管控分岐和处理敏感问题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化解洞朗对峙并使中印关系很快步入改善和发展的轨道，再次证明两国对问题的把握已经趋于理性。不仅如此，2018年4月27～28日，中印在东湖之滨上演了作为“善后”和“前瞻”的“习莫会”。
“习莫会”的主要内容，一是欣赏古老的楚文化，畅谈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二是在国际形势“变革调整的关键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印度也提出了建设“新印度”目标的时候，商讨如何维护“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如何“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共同打造稳定、发展、繁荣的21世纪亚洲，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14]
展望未来，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达成的共识，一是从战略上把握中印关系，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各界和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育友好感情，为此“中印两国要共同做好两国全方位合作规划”；二是要坚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此“双方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开展更积极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努力，打造稳定、发展、繁荣的21世纪亚洲，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5]
“习莫会”是在国际格局深度演变的形势下举行的，除中印两国握手言和并保证为成为地区乃至全球发展与合作的强大引擎而继续努力之外，全世界的关注点也集中在“国际合作”上。人们注意到，中印两国过去曾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WTO多哈回合谈判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如今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在欧美抬头，更需要中印两国共同迎接这样的挑战，共同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努力填补西方从全球治理领域退缩而留下的真空，担负起引领全球繁荣大势的重大责任。
2017年7月7日，习近平在德国汉堡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再次与莫迪总理会见。双方重申，印度和中国的增长和发展将对地区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积极和长期的贡献；双方强调“中印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密切协调和配合，有效维护两国及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亚洲世纪的真正到来需要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与协力合作，中印两国的发展也离不开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格局，因此，中印两国有理由推进一个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便成为中印合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印共建“世界新文化”。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世界在和平安定近70年后，即将面临一个空前动荡的世界格局、一个混乱不堪的大争之世。2018年下半年开始，唱衰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大。美国CNBC网站撰文称：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即将终结。在日本首相时隔7年后正式访华之际，日本防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竹知彦称：当前国际秩序大船已漏，日本不会陪着美国沉没。[16]
从国际政治秩序的角度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宣称的“拒绝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拥抱爱国主义信条”，被认为“将释放出各种具有经济破坏性和政治危险性的力量”。[17]2018年全世界见证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的“退群潮”，标志着“现存的”（the existing）国际秩序地动山摇。可见，当今时代正呼唤中印两国超越双边分歧，发挥全球性大国的积极作为并共商全球大势。
如今，摆在世界面前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新的秩序可能是什么模样？其二是，如果可以“保护”现存的国际体制，甚至探索另起炉灶的国家，非中国和印度莫属，那么中印可以共建一个新的国际新秩序吗？这个新秩序又将是什么模样？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若干年，寻求替代“现存”的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思和构建的各种努力必将盛行，其中包括美国正在构建的“美国优先”的“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各种差异较大的世界秩序主张和行动之间，将发生严重的摩擦和冲突。但其效果到底如何，不确定性很大。2018年中国主办的各种大型论坛，主题均是中国目前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学者张启雄认为，原有的东亚“天下观”应该“取代”从欧洲或者西方扩散过来的“主权观”，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的主导思想。
对于中印共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印学者已经开始商讨。2018年“山东论坛”的与会代表、现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Daniel A. Bell认为，中国和印度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在亚洲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地区秩序。
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主席与尼赫鲁总理进行交谈时就说得明白：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中国与印度“吵”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欧美世界的“另类”。
首先，中印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不同于过去数百年人类社会走向成功的新发展模式。中国和印度今天的发展，是有过半殖民地、殖民地经历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发展的目标既有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化，也有古老文明的复兴。
其次，从宗教文化角度论，中国和印度在新时代的发展，是在国际宗教文化多元格局下，在两国国内宗教通和、宗教包容思想指引下的发展，而且是非基督教国家的崛起（即不同于近代九个大国崛起案例），在西方世界必然引发是否“他者”或“另类”的质疑。
探索世界新秩序的关键，在于建设一个世界新文化。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致使许多地区出现“治理失灵”现象。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语）。中印在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全球治理”的时候，就面临着为全球治理贡献什么样的“中印智慧”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两国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原则，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和谐共处，就可以在探索新型的国际政治模式、更多的发展模式和新型文化与价值观方面展开广泛的商讨，明确亚洲文化和价值观对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意义，在中印一道与世界深度对话的同时读懂对方，携手为全球和平与发展探索一种新文化。
注释
[1]在19世纪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亚洲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到日本、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亚洲团结”“亚洲联合”“亚洲共同体”“亚洲普遍主义”等概念和理念。
[2]［美］哈瑞尔达·考利、阿肖克·夏尔马：《2050年的亚洲》，姚彦贝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John West, Asian Century: on a knife-edge, Springer, 2018, 3. Austin, Michael R., The end of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
[4]洞朗对峙期间，英裔澳大利亚学者、《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作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香港媒体上撰文称，渴望战胜中国复仇是印度的一种妄想，他劝印度政界好好治精神病。据他的观察，洞朗对峙“这就是印度的中国战争:第二回合”，http://m.huanqiu.com/r/MV8wXzExMTExMTg3XzEzOF8xNTAyNDA2NjYw?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5]2016年10月，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佩马·坎杜（PemaKhandu）在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邀请他在2017年访问达旺地区。2017年4月，达赖开始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中方对中印边界东段地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印方非常清楚十四世达赖所扮演的角色，安排他到敏感的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不仅违背了印方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进一步挑起边界争端，与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背道而驰”，同时表明“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
[6]P. Stobdan, "As China Pushes for a 'Buddhist' Globalization, India Isn't Making the most of Its Legacy", The Wire, May 11, 2017.
[7]http://ft.people.com.cn/directList.do?fid=9946.
[8]林民旺：《从民调看印度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世界知识》，2017年8月。
[9]［印］瓦杰帕伊：《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10]《印度总理在圣雄甘地国际公共卫生大会上的闭幕演讲》，印度驻华大使馆网站《今日印度》电子版。
[11]M K Bhadrakumar, "A war in the Himalayas would expose India's soft power", ASIA TIMES, August 10, 2017.
[12]毛悦：《“摇摆国家”：“一带一路”时代印度对华新思维的宿命》，《文化纵横》，2017年8月。
[13]兰德公司：《在“一带一路”的黎明之中》，2018年10月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IYHQKz_w2Af4rUGQ0Eezng.
[14][15]《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人民日报》，2018年4月29日，第1版。
[16]《国际秩序正在崩塌》，https://mp.weixin.qq.com/s/34o0Ewj62f1Luvimh-SUVw。
[17]［英］吉迪恩·拉赫曼：《警惕“全球主义威胁论”》，《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premium/001080057?full=y&exclusiv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code=2G188002。
From the Asian Century to Global Governance: Sino-Indian Relation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Qiu Yonghui
Abstract: With the "Asian Century" as the contex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dia's economic freedom are the premise of restoring the traditional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reaching the "Asian Century" consensus; the colonialist culture and its legacy have long hindered China and India from solving their border issue; China lack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an multiculturalism, religious culture and Hindu nationalism, which has made it unlikely for China to tru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India. China and India have begun to explore "global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China-India wisdo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world culture.
Keywords: Asian century, China-India relations, border issue, Wuhan Summit
【作者简介】邱永辉，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副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印度的历史与文化。主要著作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南亚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民主化浪潮》《印度世俗化研究》《印度宗教多元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