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稳中求进是各项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今天，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思考稳中求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稳中求进是新时代我国长期坚持的工作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既是开展当前经济工作的先决条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其丰富的内涵，必须要准确地加以把握，我们应当知晓“稳住经济运行是稳的重点”“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是进的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关键是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关键词】稳中求进 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02
稳中求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工作中，稳中求进是重要的原则和方法论；从全局看，稳中求进也是现阶段各领域工作的重要要求。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一重要论断，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从而为“稳中求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深刻理解稳中求进的新时代内涵
稳中求进是我们国家长期坚持的工作方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国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与深刻内涵。早在2014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预期和新的动力。”在此之后，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中，又对“稳”与“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一次重申：“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1]可以看到，这些重要论断对“稳”和“进”的内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的新时代内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当前开展经济工作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其丰富的内涵，必须要加以准确把握。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中，稳是积极的稳、进取的稳，在稳的大前提下，实现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等既定任务。稳中求进，稳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最大的前提；进是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发展的大趋势。只有确保稳定的大局，才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持久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前进；唯有具备前进的动能和效果，才能凝聚力量同心同向，在更高的水平保持稳定。稳与进既相互辩证又相辅相成，两者在相互影响的同时相得益彰。在实际工作中，要运用好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住稳的着力点，找准进的切入点，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之下突出重点，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奋发有为，向发展的新境界迈进。
稳住经济运行是稳的重点。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经济增速换挡、增速下行的压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稳住经济运行”机械地理解为稳增速。“稳住经济运行”的工作目标并不与在适度的范围内下调经济增速、在合理的区间内浮动经济指标相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基数和总量大、资源环境压力大等现实因素影响下，我们主动对经济增速进行适度下调符合经济规律和事物的客观发展。从党的十八大后公布的历年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到，2013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是从7.5%逐步下调至6.5%，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下降了1%；而从现实数据来看，2013年至2018年国内经济增速从7.8%下降到6.6%，下降幅度为1.2%，基本符合预期。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没有因为经济增速的减缓而出现大幅的波动，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反而得到显著提升，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了就业增加、环境改善等目标。从现实中可以看到，“稳住经济运行”的内涵并非简单机械地维持经济增长，也不意味着经济增速需要达到某个水平不能下调，而是需要确保经济在一个合理区间运行，以经济增长的速度适度下调换取经济发展的平稳、经济质量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益的增加。[2]
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是进的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下，如何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就成为“进”的关键。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这些结构性失衡，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内部结构失衡、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等多方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就要把“进”的重点放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力争在结构优化上有新的突破。
坚持稳中求进的关键是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2018年7月，在两次研究分析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强调稳中求进要做好“六个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从当前形势看，这“六个稳”既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而产生诸多不确定性的应对方针和政策，也是新形势下应对新挑战的战略定力体现。
稳增长的重点工作是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当前，中美贸易战进入战略僵持阶段，美国加征关税和针对性地对我国高科技企业断供，给我国外贸运行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商品既面临出口份额继续扩大的“天花板”，也面临进口高科技产品的“卡脖子”问题，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国际贸易环境和形势不容乐观，稳外贸对于稳增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艰难程度显而易见。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外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能够带来新的大量的投资，引进外资还能够将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方式带入国内，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在扩展了国内以及境外市场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增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稳外资的形势和任务严峻，一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大幅度减税，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加增关税，可能导致一些在中国生产、产品销售市场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搬离中国，在这个大背景下，稳外资的难度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稳投资是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近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回落，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明显，这是由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为对投资增速踩刹车导致的，一方面表明当前的经济增长已开始逐步摆脱对投资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意愿和能力逐年下降。从发展阶段看，高基数决定了基建投资增速势必逐渐放缓。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过程来看，比起传统的依靠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靠技术、人力资本要素，极大地减少对资本的依赖。
毫无疑问，投资增速的下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但在短期内由投资增速的放缓所造成的冲击也需要引起关注，因为投资增速放缓的速度和幅度如果超出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将加剧经济波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稳投资、扩内需在稳中有变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做好稳投资工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特别是需要通过稳投资防止内需不足，通过正确引导投资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长期综合竞争实力。
促改革就是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来稳外资、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贸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于2018年8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海关为应对复杂的外贸形势，为服务外贸企业、优化营商环境而出台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外，加快外贸出口企业的退税周期也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方式之一，这将使企业能够以更快捷的方式和更低的成本获得融资保障，从政策上加强对外贸企业信用担保的支持力度。
稳外资需要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从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可以看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却仅仅排在第78位。而这第78位的排名，还是以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两个比较发达的城市指标参与评价，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北京和上海来看，还是从全国来看，优化营商环境任重道远。要从全局和全球竞争视角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稳外资的战略意义，纠正和防止那种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不差钱了，就不需要外资了”等错误认识。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外国投资者的合理关切，进一步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廉洁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既要推动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又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两个负面清单的作用，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产业优惠政策等方面保障外资参与公平竞争，争取吸引更多的外资。
稳投资的关键是聚焦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重点领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补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同时，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稳投资需要具备定力，不能单纯地为推高投资增速和经济增速而投资，而是需要拉动有效投资，实现稳增长、防风险和惠民生的多重目标。投资的方向，应当聚焦于党的十九大明确的重点建设任务，聚焦于已纳入建设规划的重大工程，聚焦于有益于补足社会经济发展短板的有效投资，并确保取得长期的投资收益。
稳投资要深挖投资潜力，重在通过改革创新激活民间投资。民间投资是全社会投资的主体和主力，历史数据显示，我国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约为60%左右，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80%。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激活民间投资事关经济稳中求进的大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调动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做好经济工作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工作。要按照“平等待遇、开放领域、引导产业、调整结构、创新服务”的思路，切实消除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两翼齐飞”，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三资联动”，努力破除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取消对民企的各种投资限制，形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投资发展格局。
调结构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因此，我们时刻不能放松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步伐。我们强调稳增长的增长不是在过去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增长，而是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增长，稳增长要注意优化投资结构、优化外资结构、优化外贸结构，在新增投资中要注重投资的质量、效益和科技含量，通过优化增量来调整存量，通过调整存量来为优质的投资增量腾出空间，即通过所谓的“腾笼换鸟”，来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稳外贸重在优化外贸结构，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而优化外贸结构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看，外贸结构不合理、质量和效益不高，是由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因此，从长远发展上看，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稳外贸提供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的产业结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旧有的全球价值链已逐渐演变至全球创新链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外贸领域应当朝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的高水平方向发展。过去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升级为“主动融入-创新引领”这一更加开放积极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模式的升级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不断扩大和满足国际市场的中高端需求，以确保“稳外贸”的目标的实现。要加快外贸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国内产业和外贸结构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探索创新外贸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外经贸发展动能转换，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双向投资贸易协调联动，集聚催生新的外贸发展动能。要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管理服务模式，对海外仓、市场采购等新的贸易业态应当大胆尝试，通过建立并完善相关数字系统，将海外仓等新型业态以数据化和可视化的方式进行运营和监管，构建新型“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努力实现贸易供给模式的不断创新。
惠民生的关键和重点就是稳就业。当前，在中美贸易战没有缓解的大环境下，一些外贸企业由于美国加增关税而面临停产歇业，就业形式严峻。稳就业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就业问题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实施的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障充分就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业“稳定器”在经济增速趋缓、经济结构性调整关键时期的重要作用得以突显。在经济驱动力逐步由投资和出口转为扩大内需之时，保证充分就业能确保人民有充足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唯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收入稳定，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由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节点变化以及影响就业形势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稳定就业的压力。因此，稳就业需要各地方和各部门重点关注，优先从政策上予以保障和落实到位。为保持就业稳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个部门在2018年7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将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稳定和促进就业。”与此同时，作为我国人力资源要素市场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自2018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向前发展，这些对就业利好的政策和举措的出台实施，使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
稳就业不仅需要各领域各部门全面系统地协调，更需要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最终实现充分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良性互动。因此我们做好稳就业的工作，既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就业冲击，进一步加强对就业的监测和保障，也要大力促进高校应届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的就业，加强对这些重点群体的职业培训，提供与就业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以确保就业局势总体平稳。
稳就业需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毫无疑问，经济领域所有的要素投入中，人是最活跃的、最关键的要素。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需要不断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保障人才个人的财产权益，保护人才创造的知识产权，对人才予以充分地尊重，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各地各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人才通过创新创业不断累积物质财富，同时引导人才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个人的精神追求同创新创造相结合，以人的活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防风险特别是防范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当前稳定金融运行不仅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要，还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需要。稳金融的重点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维护金融安全，保障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另一方面金融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服务保障。对此，在2019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抓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道路。”[3]归根结底，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主要作用应当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不仅是金融的宗旨，更是有效防范抵御金融风险的关键核心。如果对金融业过度攫取资源、挤占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听之任之，即便金融业在短期内能够获得超额利润，最终也将失去发展的根基和土壤，丧失发展的源动力，并有极大可能造成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4]我国金融业较为突出地表现出大而不强的问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稳健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以及金融服务对大众需求的满足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可以看到，企业对金融服务的渴求和现有金融体系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5]
因此，稳金融的大原则和大方针，便是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始终在于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从更高的高度认识到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6]此外，需要将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重点领域风险尽早防范化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下大力气不断完善金融安全防线以及对风险的应急处置机制。在市场准入、早期干预和处置退出三个阶段对暴露或者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和应对，将风险防控的每一道关把控好，同时还需建立健全金融风险责任担当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全面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7]
保稳定的工作重点是稳预期。当前，保稳定涉及的领域很多，但重点工作是稳预期，这是因为，在中美贸易战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外部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下，稳定各方面预期，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应该是战胜当前困难的关键所在。
稳预期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使各市场主体对政策稳定和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做好经济工作，需要特别注重预期管理，稳定的预期可以转化为良性的经济行为。“稳预期”的核心是稳信心。从本质上来看，预期就是对未来的判断，具有稳定的预期才能确保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长期的连贯和持续，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才能为全社会打下坚实的信心基础。党和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在能够有效管理预期的同时科学引导预期。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一种预期管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即要求实现社会预期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
“稳预期”不是被动应付、不作为或做表面文章，而是政府要不断提高管理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娴熟驾驭、及时应对复杂多变环境条件下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要用稳定透明的宏观政策引导市场预期，要稳住经济形势，特别是稳住经济增长不低于6.0%。同时也要注意稳住社会预期，通过社会预期的稳定增强对经济预期稳定的信心，也需要通过经济预期的稳定实现长期的社会预期稳定，两者相辅相成。[8]从根本上看，“稳预期”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要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
稳预期的关键，在于确保一个时期内连续稳定的宏观政策，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兼顾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如何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度”意在适度。相对无度和过度，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要有边界、有限度、有依据、有规律，要科学有效、张弛有度，既不能越界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和慢作为。
精准把握“度”，就要明确调控方向、精准施策，主动预调微调。区间调控要科学、合理、有效，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时不搞大动作，但要有所侧重，增速接近上限时侧重防通胀，接近下限时侧重稳增长。始终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兼顾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的基础，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同时要注意预调微调、远近结合、防范各类风险，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和行稳致远。
精准把握“度”，就要强化政策协同，避免政出多门、调控政策不协调不配合，以至于政策达不到预期的力度，甚至政策效度相互抵消。当前以及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毫无疑问需要注重“时、度、效”，形成政策的“组合拳”。通过深化改革的抓手进行调控，同时发挥制度优势，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把体制机制完善、改革红利释放融入宏观调控创新中。社会政策需要对兜底保障功能加以强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发挥好托底功能。[9]
精准把握“度”，要求宏观调控要有全球视野。我国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宏观调控决策不仅要考虑内部因素，也要考虑外部环境对我国的影响和我国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宏观调控要更加重视“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双向评估政策外溢效应，在国家利益和全球责任方面取得平衡，并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在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的同时，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总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在宏观层面形成政策合力，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唯此才能始终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总体经济运行态势，为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刘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赵昌文：《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学习时报》，2017年11月6日，第1版。
[2]本刊评论员：《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求是》，2017年第5期。
[3]《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第1版。
[4]陈果静：《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日报》，2017年7月19日，第3版。
[5]石建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金融信号”》，《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第22～26页。
[6]张家源：《习近平金融思想及其在十九大报告中的新发展》，《探索》，2017年第6期，第23～30页。
[7]史岩：《为实体经济服务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方向》，《红旗文稿》，2017年第14期，第1页。
[8]石建勋：《进一步深化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光明日报》，2019年1月8日，第11版。
[9]周人杰：《把握新时代宏观调控的“度”》，《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4日，第5版。
责 编／周于琬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the New Era
Shi Jianxun
Abstract: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s an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for all of the economic work. Toda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deeply think about it. It is our long-term working principle in the new era; adhering to the general tone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s not only a prerequisite for carrying out the current economic work, but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s rich connotation must be accurately grasped. We should know that "stable economic operation is the focus of stability" and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is the goal of progress”. The key to sticking to the general tone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s to do a good job in work related to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promoting reform, restructuring,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preventing risks and ensuring stability.
Keywords: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new era,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石建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主要著作有《新常态·新金融·新未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