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旅游作为当下日常生活的表现形式是现代性彰显的结果，快速迭变的文化旅游消费催生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文化和旅游的融合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进行审视。怀旧、复制、碎片化、时间和空间、场域、扁平化与多样性等现代性表征，已全面渗透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产品生产、服务、消费和体验中的具体环节，成为市场配置文化旅游资源的理论逻辑与内在驱动。在国家文化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的引领下，文化体验、怀旧情结、文化展演、诗意栖居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将引领文旅的全面深度融合。
【关键词】现代性 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1.009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是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种力量，促进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日常生活作为人类最直接、最具体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地方与全球、当下与历史，复制与定制、时间与空间充满了创造性的实践。充满变数、快速迭变和不确定性的文化生活，必然带来文化旅游消费的非理性发展和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作为当下日常生活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文化旅游，其融合发展表层是文化产业具体形态的融合，是市场和国家、地方政府文化与旅游引导、管理、推动和监控层面的融合，但本质是现代性驱动的结果，为此文化与旅游的融合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进行更加深入的审视。
“日常生活”与文旅融合的理论逻辑
现代性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产物。快速发展、强烈的目的性，线性发展和不可逆转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审视，现代性推进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制社会的建构，不断提升社会的管理效率。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看，则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公平等价值观念的普及。现代性在文化领域体现为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引领下工业革命和后工业时代城市化、中产阶层的崛起，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化、民众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在传统社会里，哲学关注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本原性、世界本质的拷问。现代哲学则从人对世界、对象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扣问。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也就导致了文化领域，包括艺术、审美范式的转型，对当下文化生活的直面，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在日益拥堵的都市生存空间中，知识和现代科技在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同时，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命质量不断下降，历史与当下的冲突与断裂加剧，地方文化边界与全球化的文化冲突增强。速度、时间、空间的现代演变深刻影响着当下人类的生存发展。“科学的世界（系统化的理论）和包含在它自身中具有科学的真理性的东西，正如一切以某种目标为划分范围的世界一样，本身属于生活世界。这正如人、人的群体、人的目标及其相应的创造物都属于生活世界一样。”[1]
当现代哲学转向人的存在意义，建构了“日常生活”的合法化的理论体系，捍卫了“日常生活”的地位，赋予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日常生活”成为当代人生存价值和意义对场域和创作生活意义的驱动力。“所有理想化及其意义基础都起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使得理想化得以可能并且引发了这些理想化。”[2]为此，胡塞尔提出了“向生活世界还原”的观点，奥地利学者阿尔弗雷德·许茨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发展出“向生活还原的理论”，提出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基础性的意义世界，其基础性意义的规定是文化的、符号的、意义关联的，是“一个文化世界，因为从一开始生活世界对我们就是一个指示符号的世界，即一个我们必须去解释的意义结构，一个我们只能用我们在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加以组织的意义关联的结构”。[3]当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文化世界的时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关系也被带入文化世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地方性生活中，互相品味对方的生活意义。“我们作为他人中的一员生活于其中，通过共同的影响和工作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理解他人，并是他能所理解的对象。”[4]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更多看到的是人的生存困境。人的生存困境与日常生活彼此对应，此在即日常生活，也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人被“抛入”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成为人的存在最接近的方式。海德格尔看到现代性生存困境和焦虑，也由此反思人的生存价值，努力寻求在生存困境之中，在技术面前如何获得自主的力量。为祛除现代性带来的人与“精神家园”的隔膜，在直面“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发现日常生活的存在意义，提出了在大地上、日常生活中“诗意栖居”的哲学命题。“人并不是通过耕耘建房，呆在青天之下大地之上而居的。人只有当他已经诗意地接受尺规的意义安居，他才能够从事耕耘建房这种意义上的建筑。”[5]海德格尔强化了日常生活与人的存在价值，通过对此在的理解，对日常生活的意义的追寻，用诗性的尺度去还原人的存在的意义。只有在现实世界、日常生活与真理、人的精神世界之间搭建起理解和寻找的桥梁，发现和建构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人的存在才能看到希望，也才理解存在的意义。日常生活是“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诗乃是对存在和玩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6]海德格尔在对人存在意义的探寻过程中，深刻认知到文化艺术对人的现代性生存中的抚慰功能，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尽管海德格尔过多强化了文化艺术的功能，忽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建构和功能，但其哲学思想体系中强烈的人文关怀则为当下人类摆脱沉沦和异化的生存困境，在文化艺术中获得存在价值找到了一条路径。
相较于海德格尔从此在寻找诗意的精神家园，卢卡契更加重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和选择，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7]强调从生活中抽取出来高于现实的“感性形式”和“再现形式”的科学和艺术理性和精神的价值，终究要回归到日常生活，“为了丰富、更深入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科学和艺术的“独立性、固有规律以及日常生活反映形式在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同一日常生活服务的。如果失去这种结合以及如果对象化活动放弃它的中介性，并无批判地适应于日常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的直接统一，那么对象化活动也就失去它存在理由”。[8]卢卡契的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的科学和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的理论开启了像赫勒和列裴伏尔等学者对日常生活的进一步研究。赫勒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异化”和“非异化”两种形态，认为“异化的日常生活是自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个人’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所引导，对这一现象化，它只能简单屈从。而非本质的日常生活是‘为我们’的领域”。[9]要超越简单屈从的自在生活，追求自由的生活，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建构有意义的日常生活。
赫勒在《日常生活》一书中将日常生活纳入现代性进行审视，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与现代社会的经验与发展密不可分。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下的日常生活解构了前工业社会和谐与对应的关系，哲学、艺术、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不再是水乳相融、浑然天成的状态，哲学、艺术、科学与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与日常生活分离、脱节。在传统社会里日常生活呈现为一个浑然不分的生存状态，使用价值和价值为直接的生产目的被交换价值所取代，哲学、知识、艺术，乃至科学被资本和权力所绑架。[10]在现代社会中，工作与休闲分离、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分离、城市与乡村分离、个体与家庭分离、社会与环境分离。“控制性消费的社会”凌驾于人的存在之上，技术崇拜和拜物主义掩盖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商品、市场、货币以它们那不可取代的逻辑控制了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通达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11]在消费主义时代，日常生活演化成为刻板、重复、无意义的状态。
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更好的生存，但在现代社会里，生存似乎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工作成为一张巨大的无形织网将人笼罩。“工作是为了休闲，休闲只有一个目的——逃避工作，一个恶性的循环。”[12]现代社会刻板、重复、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在背离了人的生存意义的同时，开启了当代人对生存意义的叩问和逃避现实生存状态的行动。休闲和旅游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个体和群体逃离其生存状态、寻求自由选择的具体表现。离开熟悉的、乏味的生存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嵌入新的存在方式，唯有逃离熟悉的生活空间，在旅行途中，在异文化的想象和寻找过程中，慰籍和修复日渐庸俗、刻板、单调的生活。
现代性的生存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在现代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心理压力，生存意识发生质的变化；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疏离及其造成的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问题；三是人的本真性被消解，碎片化成为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速度控制了时间，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前工业社会“张弛有度”的生存状态被彻底解构。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等现代交通，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建构了全球化时代社会全新的时间、速度、空间概念体系。空间被压缩，让位给时间；地方边界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生存；整体性的社会被分解，群体生存的整体、交融、互动被个体、碎片化所取代。“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领域。”[13]一方面，现代性导致当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方式、生存意义、生存状态与历史、传统的“断裂”，个体、以及个体与群体生存的整体性、交融性、互动性被个体的、碎片化和快速的流变所取代。以工业、城市、效率、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在建构人的现代生存状态的过程中催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开启了对日常生活的追寻。另一方面，现代性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中产阶层文化艺术的鉴赏能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对日常生活审美的强烈追求，闲暇时间对异文化的想象与追寻，成为推动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驱动，娱乐、审美、知识和逃遁也成为文化旅游体验中的基本要素。根植于中产阶层和现代市民的大众文化消费，依托工业革命的机械复制和数字技术，规模化复制和分众化定制过程带来对精英艺术“光晕”的解构和“祛魅”过程中，大众文化扬弃了启蒙主义建构的西方哲学、文化精英主义的逻辑体系，体现了对当下和世俗精神的重视。文化旅游在建构“吃、住、行、游、购、娱”的过程中，将特定群体、地方的日常生活全方位呈现给“他者”——游客。包括生活在不同地方的“我者”生存的空间、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艺术、节庆活动、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行为制度文化和观念精神转化为世俗的日常生活，渗透在“吃、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从对自然景观的审美到对异文化的追寻，从逃离生存状态到回归日常生活的文化体验，从存在意义的反思到诗意栖居，当下旅游消费发展的态势，表象是大众的文化消费所致，深层则是现代性的驱动。
文旅融合的现代性驱动
市场是产业配置的决定性要素，工业复制、以数字和互联网为主体的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文化艺术的生产、贮存、传播和接受方式。文化和旅游在产业业态、产品形式和服务方式上的确有较大的差异。文化产业是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合，有较为清晰的、系统的产业业态、产业结构。工业化复制、互联网、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推动了以内容生产和服务为主体的文化艺术的生产体系，地方多样性、差异性的文化通过创意转化为满足大众文化消费的信息、知识和视听文化产品，包括图书、摄影、影视、动漫等文化产品。现代性带来的文化扁平化则催生了全球化时代地方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族群生活相对应的地方成为大众文化旅游消费的目的地，空间消费集聚了地方和特定族群的生存空间内的一切文化事项，包括生态环境、生存空间、生产、生活方式。但其属性更多体现的是服务，是服务经济。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个要素既是旅游产业的特征，也是其服务消费主体的具体过程。文化渗透交融到具体的产品、服务之中，在特定文化空间中满足了游客的想象、情感和存在感。
从大文化角度审视，旅游作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产业属性和产业发展的市场角度审视，二者相互渗透、交融，本为一体。今天文旅融合更多的指向是不适应市场和产业快速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的融合问题，是为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政府在管理层面对体制机制的改革作用。从市场角度看，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消费群体对娱乐、审美、知识和存在意义的诉求存在较大差异，文化与旅游是由表及里、由浅至深，叠加式的融合，而非断裂式的线性发展。
第一，大众文化消费的快速流变和迭代更新，成为促进大众文化旅游消费从单一、表层的感知到体验性融合的现代性驱动。观光旅游表面是旅游消费群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去丰富自己的经历，更深层的则是当代人通过想象、寻找和体验新的文化，以此丰富和弥合分裂、挤压的生存状态，期冀找回都市生活的真实感和安定感。无论东西方，在旅游产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观光旅游的主体对象主要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到此一游”、“白天看山看庙，晚上吃饭睡觉，下车收取门票”成为这个阶段旅游消费的标识。在审美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基础上，旅游消费者通过自然景观的消费体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赞叹自然山水的雄奇、宁静的过程中，体会生命的美感。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将人类审美的第一个层级概括为“悦耳悦目”，欣赏美自然需要的是视觉和听觉。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理想通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以美的形式得以体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背后是马克思所论述的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结果。将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自然山水、人文景观，通过游历山水、人文，现代人重返自然并从景区景点的消费中获得存在感。为满足大规模、社会化的文化旅游消费，国家、地方、资本全方位介入推动了大量自然和人文景区景点的发现和再造。在这个阶段，深层次的文化要素很难融合到具体的自然景观之中，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也主要是通过具体的建筑、器物，以及相对稳定的历史和知识进行呈现。消费者更多关注的是视觉、听觉获得的美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则以简单的宣传、图像方式进入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营销环节，对文化产业不能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支撑。
现代性导致的人的存在状态的碎片化、分裂化和被高度挤压，在现实的生活中难以得到弥合和拯救。通过旅游行为进入新的文化空间，逃离现实生存状态，获取哪怕是短暂的生命体感，助推了旅游消费从视觉审美的层面走向文化深处的感知和体验，成为叠加在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消费之上更高的消费追求。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李泽厚先生对审美的更高层级的定位，从审美角度间接地概括了自然人文景观消费基础上旅游消费进入的更高层级和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化是不再囿于特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中，而是在更大的空间里、在特定的族群和社区中通过建筑、环境、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全方位将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呈现给旅游消费者。文化全面融入到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中。尽管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者感知的文化是一种主观真实的文化，并非是客观真实的文化，但大众消费的主体并不对感知体验到的文化的真实意义存疑，不注重“拟仿的真实质疑，而是采取投入‘真实游戏’的态度。他们表现出浅层的感受，渴望奇观的想象、类中介（liminoid）的体验”。[14]乡村、城市、一条市井街道、一个生活空间、一部书、一个节庆活动、一场演艺节目、一个名人、一个博物馆、一个历史建筑，乃至一棵古树……都可成为旅游消费的产品。在这个阶段，文化和旅游在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引领下，呈现出了全面融合叠加的态势。在文化多样性诉求下，地方文化成为文化旅游的资本被不断利用。一方面，历史文化遗存、历史文化建筑、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展示空间成为大众旅游消费的目的地。地方文化艺术，诸如歌舞、民俗、节庆转化为文化旅游展演型、体验型产品。中小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国家和地方文化标志性场所，乃至一些科学、知识生产、传播的地方文化生活空间转化为文化旅游体验的场域。传统民族工艺在其现代建构中，其实用功能被逐渐消解，转化为符号性的旅游消费产品。另一方面，在旅游消费过程中被发现、整理、挖掘、利用的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则通过现代文化生产体系，以规模化的复制、生产方式，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影视产品、图书、动漫、知识和信息服务体系，促进了当代文化产业结构的完善，旅游消费和体验全方位进入现代文化艺术生产、贮存、传播和消费体系。
第二，怀旧情结促进了日常生活文化意义的发现，成为日常生活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和体验的现代性驱动。现代性具有快速迭变、不断流动等特点，物理距离的消失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感觉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无法确立自身所处的方位甚至无法认同自身的身份。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让·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世界”的形成都是现代性带来的后果。中国古人云“礼失而求诸于野”，人的生存理念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稳定、安全、归宿、完整，追寻感性生命的自在满足，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对自我发展的连续感、归宿感的渴求，趋向人性的完善和美。人类最直接的生存经验和最深层的生命感使怀旧得以实现。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相对独立并且自给自足的，受限于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所以传统怀旧“多表现为‘群落’的方式，常常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而怀旧，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局部的、少数人的、特异的”。[15]到了现代社会，不仅是离家在外的游子和具有阅历的成年人，许多年轻人“还没老就开始怀念青春”。现代性怀旧情结的对象不再只是家乡、童年等某一具体确定的事项，还有对过去的环境氛围整体性的怀念，甚至衍生到文化身份、信仰、生活空间、民族感等更为抽象的方面，“它还常常被用来指一种更为宽泛的统一性，道德确定性，真实的社会关系、自发性和表现性的丧失”。[16]怀旧成为现代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象征着品位和格调的高级文化消费方式。
怀旧是一种审美体验，它所指向并始终受到其引导和支配的是一种完满的、理想化的、美的状态，包括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伴随怀旧追寻的是可提供想象、联想、情感体验，或心理观照等具体的审美活动，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体验到的既真实又有主观真实性的文化事项。现代性的文化情结促使人们开始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文化意义。现代人越来越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艺术元素，日常生活越来越呈现出审美化的趋势。审美的生存方式早就被哲学家们理想化地讨论过，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都主张艺术不应只限于少数人和特定的场所（博物馆和音乐厅）和权益，而应当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海德格尔亮出“诗意栖居”的旗帜，提出了在一个日益官僚化和工具理性化的世界中如何生存的问题。当代哲人福柯更是主张一种生存的策略以及“审美的生存”。[17]在旅游领域，文化和旅游的全方位融合能够通过文化艺术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审美化的生存状态”。20世纪90年代，怀旧风席卷整个社会，并与大众消费和商业活动紧密结合，怀旧旅游也在此背景下兴起，在怀旧情结的驱动下，现代人的旅游目的，是寻找到与现代都市生活不同的故土的体验，以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家园感。现代人所期望的文化旅游，不再是到固定的景区景点才能欣赏到的自然风光，不再是到固定的时间才能体验到的民俗表演，而是希望能够在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能获得美的享受。文化旅游的对象不再是某一具体的旅游产品或服务，而是转向对空间和感觉的消费，是一种对“平静质朴生活”的感受。因此，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存完好的古村、古镇、古街道成为当下文化旅游开发的稀缺性资源，依托地方特色文化、传统文化培育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落旅游目的地，成为当前各地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形式；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复古的等备受追捧，成为当前地方文化旅游重要的产品内容和形式。城市积累的历史文化、建筑景观、艺术积淀也转化为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在城市大空间中营造若干个可供休憩放松的小空间，让现代人短暂地逃离眼前的都市生活，获得美的享受，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再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旅游消费者甚至不再是仅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感受和体验，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在文化旅游过程中不断进行互动交流和建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的文化旅游消费者在消费对象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行动、审美诉求、文化艺术的创造注入想象与寻找的具体旅游消费过程中，建构了文化旅游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混融的新的文化旅游场域和体验产品，并成为其他的文化旅游消费者新的文化体验产品。
第三，关注当下作为现代性主要特征凸显了世俗生活的意义，成为推动世俗生活转化为展演型文化旅游产品的现代性驱动。现代性催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群体与文化精英相比，普通人的文化态度具有非常明显的世俗消费倾向，追求当下、忽视理性，注重现实生活，强调审美中的感性愉悦。作为对异文化的想象与追寻的旅游，大多数旅游消费者并非思考“他者”文化生活在其历时态中的真实性和文化价值，关注更多的是在对对象的消费中获得的满足生命和生理的娱乐本能，旅游消费者总希望在消费过程中得到日常生活的感性愉悦和审美享受，希望尽可能在有限的时空中，对“他者”的文化生活有更多的感性认知。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能通过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象的消费诉求，将世俗生活展示给消费者。旅游消费中的旅游目的地民众的世俗文化生活的展示也因此成为当下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重要形式与路径，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通过对生活场景的展示、世俗生活内容的呈现，满足消费者对异文化的想象，对民俗文化的体验。民俗客栈、沙发客，正是通过地方性生活空间的营造，向旅游消费展示地方的世俗生活，通过特定的空间生活场景的营造，包括将私人生活空间开放，让游客更加全面地看到和体验世俗生活，以此满足旅游消费者对“他者”世俗生活的想象与“窥视”的文化消费心理。
在满足消费群体对“他者”世俗文化生活的想象与体验的过程中，最能代表地方和民族文化艺术以展演方式融入旅游消费过程中就是民族歌舞艺术。法兰克福学派从保守的文化立场角度，否定消费者对异文化消费的权力以及展示者通过其世俗生活展示，传播其艺术，与外部世界对话的合理性，更多关注的是艺术在迎合社会现存需求中的艺术创作和批判精神的丧失，认为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18]歌舞艺术是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艺术形式，是大众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于歌舞艺术的持有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膜拜价值和礼仪功能，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特征，是各民族的活态文化。作为世俗文化生活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强烈的情感因素，艺术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特征，最容易被市场所接受，经过文化创意，转化为展演型的文化旅游产品，基于地方特色文化打造的大型实景演出、小剧场演出等已成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产品和服务。长于抒情、短于叙事的民族歌舞艺术，为民族歌舞艺术转化为旅游产品提供了大众审美文化的理论根基，也为文化艺术与旅游提供了多元融合的路径。
博物馆近几十年的走向市场转型，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之一，博物馆本身即是现代社会的产物。[19]博物馆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发展也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伴随大众文化消费和大众旅游的兴起，博物馆功能呈现出多元化，更加关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博物馆的发展逐渐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博物馆成为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沟通的媒介，也为地方性社会融入现代性社会创造了新的发展路径，博物馆旅游成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博物馆已成为各地旅游路线中不可缺少的去处，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各地重要文化旅游产品。伴随多媒体互动装置、三维仿真技术、VR虚拟技术等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博物馆逐步从静态展示为主走向动态和静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场景再现、多元化文化展示等方式让游客体会一段历史的生活生产状态和文化状态，使丰富的文化瑰宝以更加丰富、精彩、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示给社会公众，让文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生机，同时为游客、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让游客在文博展示中真正体味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
第四，现代性的生存困境促进了大众构筑诗意栖居的过程，成为推动文化和旅游在生存意义融合的现代性驱动。稳定、圆满、统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现代社会的理性法则和技术控制，碎片化、高强度的工作，速度和角色、身份的多变，改变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环境、生活空间的严重失调。生活“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生命、生存的本真性、圆满性、整体性的强烈的失落导致人们对原真性生活的想象与寻找。“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农耕文明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闲农忙、四季更替、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又成为当下所怀念的生活方式。身心疲惫是当代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放纵身心、驻足歇息成为不同年龄、身份、地位的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休闲度假旅游不再留恋于旅行途中的转瞬即逝的风景，寻找一个宁静、可以歇息和感知生命意义的空间，修补断裂的生活，成为知识群体、中产阶层“诗意的栖居”的现代性诉求，促进了文化和旅游更高层级的融合。
休闲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生存状态，对人类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反思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的行为方式。叠加在观光旅游和文化旅游之上的休闲旅游重视的文化与人的存在价值的关系，注重在特定的空间和境遇中的精神之家的构筑，追求休闲过程中“人本”的存在意义和生命动力的发现。旅游消费者对其栖息之地的选择和消费指向从表层的景观，异文化的想象、寻找和体验转向生活方式，转向已不再是心理的互动维度。休闲旅游对消费者需要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内，完成生命的活动，在感知自然、生活、社会和自身身心活动的过程中，体味生命、生存的意义，完成了碎片化生活、疲敝身心的修复，实现精神道德境界的提升，找回生存的意义。如果说“悦耳悦目”指向的是以观光旅游层面，文化和旅游表层的融合，“悦心悦意”走向文化和旅游在知识、内容和意义层面的融合的话，“悦神悦智”，李泽厚对审美最高层级指向的则是文化与旅游在价值、精神层面的融合，直指当下人的生存状态的修复。观光旅游、文化体验到休闲度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非是线性、不可逆的发展，呈现的是迭代发展。文化与旅游也实现了从表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从感官到精神的融合。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在资源、生产要素、产品生产和服务、贮存、流通、分配服务的深度融合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推动下还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迭代更新、深度融合。未来十年，90后、95后、00后新生代群体将成为旅游消费主体，在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现代技术等支撑下，新生代旅游消费在文化和旅游消费过程中将文化艺术与旅游、日常生活融合。趋于年轻化的文化旅游消费者在消费对象的过程中，也会将自己的行动、审美诉求、文化艺术的创造注入想象与寻找的旅游消费过程中，建构了文化旅游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混融的新的文化旅游场域和文化旅游体验产品，更进一步地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从市场角度审视，文化、旅游本为一体，迭代更新、转型发展，都是市场这只隐形的“看不见”的手在起决定性作用，由市场在配置资源。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实则是政府管理层面在体制机制层面的融合。长期以来，文化和旅游两大部门在功能定位、机构设置、管理目标、管理内容、管理理念、运行方式、队伍素质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从国家到地方行业的“竖井式”管理体制，形成行业、部门间的壁垒、自我封闭，客观上导致两大行业在管理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如何适应新时代、新市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减少两大部门管理融合过程中的扯皮成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关键。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特色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功能与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YJA850010）
注释
[1]［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倪梁康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086页。
[2]［德］胡塞尔：《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译》，倪梁康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73页。
[3][4]［德］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79页。
[5]［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7页。
[6]［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19页。
[7][8]［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
[9]［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9页。
[10]陈学明等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11]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Loutledge, 2002, p. 117.
[12]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 234.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15]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6]Featherstone M.,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 93.
[17]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18]［德］西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9]胡悦晗：《现代性视域下的博物馆文化与旅游文化》，《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Modernity Drive: The Basic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Li Yan
Abstract: Cultural tourism, as a manifestation of daily life, is the result of modernity. The rapidly changing cultural tourism consumption has promo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Nostalgia, duplication, fragmentation, time and space, field, flattening and diversity have all penetrated into the specific link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like product making, service, consumption and experience, becom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market alloc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system and mechanism, cultural experience, nostalgia complex, cultural exhibitions and poetic dwelling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nd will guide them toward deep and all-round integration.
Keywords: modernity, culture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李炎，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文化产业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跨文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区域文化产业研究》《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年）》《西部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空间、布局与特色：云南文化产业现状与对策》《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等，主编《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丛书》《中国文化的根基：特色文化产业研究》等丛书。
责 编／赵鑫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