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营经济问题引发了空前的关注，专家学者的讨论算是比较详尽了，相关部门已经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帮助化解民营经济的困境，但争议依旧持续。人们困惑的地方在于，为何民营经济突然就“不行”了？迄今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都只着眼于现状和似是而非的真相，一些核心的环节均未触及。虽然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成就和问题都已经有很翔实的数据描述，但看待民营经济问题的逻辑依然是需要斟酌的。
民企困境不尽相同，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困境现象，国企同样面临发展困境
一般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尤其巨大。出口需求下降导致众多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这部分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大多数。也正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民营经济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开始在走下坡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全球经济似乎没有确定性复苏，而我们的民营经济自此便在困境中挣扎。如果说，出口是引发民营经济走入困境的一个诱因，那么似乎这种负面冲击只是一个暂时性因素。原因在于，出口需求下降时，出口导向型企业可以通过向国内市场转移来填补这个需求缺口，对单个企业来说，只要自身的产品有足够的竞争力，那么就足以实现这一需求替代，因此从长期看，好的企业并不会陷入困境。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通过开拓国内市场，实现了需求缺口的填补，渡过了难关。
另一种说法是，民营经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陷入困境，导致现金流紧张。而一些银行因为存在制度歧视，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偏少，加剧了民企走出困境的难度。融资难是民企的普遍问题，也是被众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诟病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营经济融资受到制度歧视是否是一个普遍问题？根据笔者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国有上市公司平均杠杆率为0.483，民营上市公司平均杠杆率为0.443，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如果进一步细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那么长期杠杆率方面，国企上市公司的均值为0.084，民企上市公司的均值为0.064。短期杠杆率方面国企上市公司均值是0.411，民企上市公司为0.386。短期杠杆率的差异不大，长期杠杆率的差异显著。由于长期杠杆率涉及到银行长期贷款，这就可能成为上市公司贷款融资制度歧视的有效证据。
但假如进一步按照企业规模来划分，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不分所有制，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杠杆率均值为0.566，中等规模上市公司杠杆率均值为0.461，小规模上市公司杠杆率均值为0.387。大规模上市公司和小规模上市公司杠杆率差异显著。其中进一步细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就长期杠杆率而言，大规模上市公司均值为0.119，中等规模上市公司均值为0.069，小规模上市公司均值为0.045。而从短期杠杆率看，大规模上市公司均值为0.449，中等规模上市公司均值为0.399，小规模上市公司均值为0.354。通过按规模划分，可以看出，无论是长期杠杆率还是短期杠杆率，差异都非常显著。尤其是长期杠杆率，大规模上市公司和小规模上市公司相差巨大。这说明真正影响上市公司融资待遇差异的可能是规模，而不是所有制因素。也就是说，银行仅仅是偏好于大规模企业，存在贷款方面的规模歧视而已。如果在分析企业困境时，不进行重要因素的细分，就可能导致对问题本身的错误判断和理解。实际上对银行来说，规模歧视要比所有制歧视更容易理解。理由很简单，越大的企业内控越完善、制度越规范、资产越多，贷款的风险越小，并且贷款的风险评判和识别也越容易。银行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贷款的成本最小化实际上是一种利润最大化行为。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不敢贷款。商业银行要支持实体经济，前提就是要做好对企业的甄别，关键是如何做到风险可控、成本可控，又兼顾效率。因此，不能把银行的这种逐利行为简单等价于制度歧视。
还有一种说法是，上游企业国有化程度高导致下游民营企业利润被挤占。上游企业是资源型行业和金融业，这两个行业存在自然垄断性质，因而获得垄断租金。但真正的问题是在垄断，而不是在所有制。我们可以假设上游行业对民企开放了，把国企民营化或者替换成民企，但不解决垄断问题，是否就能够解决目前民企所面临的现状？同样不能。只要是处于垄断地位，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可能获得垄断租金，这和所有制无关，但是和垄断有关。上游行业所要进行的改革应该是进一步强化反垄断，引入更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参照的是电信行业，2011年电信反垄断案后，几大国有电信运营商之间展开竞争，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实践证明，在市场化竞争机制有效的前提下，国企、私企同样可以遵循市场规律行事。
但从上市公司的状况看，民企的困境不尽相同。有些民企发展得好，有些民企发展得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困境现象。这种现象同样也在国企中存在，并非所有国企都发展良好。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化和公司自身的行为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和制度歧视并无必然关系。通常看到陷入困境的民企以中小规模企业居多，问题在于中小规模的企业原本就抗风险能力差，这是规模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小企业尤其脆弱，这则是经济周期的问题。发展规模与经济周期两大因素，可以说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两大真正元凶。如果不看到这个真相，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制度歧视的幻觉当中，找不到真正帮助民企脱困的药方。
当一些民企走向巅峰，另一些民企却倒在竞争的路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民营经济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逐步成长起来。最开始是从事商品流通和简单的产品制造，到后来扩展到复杂的产品制造和服务业。这个发展过程中除了部分企业能够自觉脱胎换骨，成为有影响力的大企业，更多的企业还是停留在挖掘市场盈利机会以及依赖低成本优势上。随着市场上竞争者越来越多，挖掘市场盈利机会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低成本优势的依赖度就随之上升。这种低成本依赖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人工成本，二是低生产成本。后者在早期形成了质量差的坏声誉，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整体的形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着重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是一些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这些企业最终会成为竞争的获胜者，并会逐步改变民企的市场形象。这些企业通过质优价廉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成为全球重要的商品供应商和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并被国际大企业青睐。由此民企也开始走向一个发展的巅峰。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给民企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竞争越充分，行业利润率就会越低，最终民企轻松赚钱的时代开始逝去；另一方面，竞争会提高要素市场的价格，促使人工成本上升，这又进一步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所以，如果说“民企的好日子慢慢不再”，本质上是市场竞争的缘故。这也符合所有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规律，即任何一个产业在给定技术的前提下，都会随竞争程度的上升而导致大量的企业退出，最终这个行业只能是几个寡头存活。这是行业寡头化的必然趋势。行业寡头化恰恰是行业成熟的标志，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竞争者倒闭，退出这个行业。当看到一些民企走向巅峰的同时，实际上相伴而来的是另一些民企倒在竞争的路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由于企业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通道，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脱颖而出，掩盖了大量竞争者退出的客观事实。也就是说，经济繁荣的时候人们看不见倒闭的企业，并非没有倒闭的企业，而仅仅是人们只关注现存成功的企业而已。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当现存企业也活得艰难的时候，才会让人们开始特别关注失败的企业。实际上无论身处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失败的企业原因类似，并没有表现出特定的方面。只不过在经济衰退时，人们对企业失败尤其在意，形成了过度关注，从而会放大失败的特定因素，这反而会让对企业的正常分析陷入迷思。
从数据上看，民企的困境并非从2008年开始。和流行的看法不同，数据所显示的是民企经历了一个高回报率和低回报率的周期，这个转折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通常人们分析民企困境都仅仅在意宏观的或者行业的数据，忽略了民企盈利能力的历史变化。通过制造业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图一是关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全体上市公司ROA（即资产回报率）数据历史趋势的比较。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OA从1995年就开始持续下降，直到2001年达到谷底，此后逐步恢复，2008年再次陷入低谷，经过短期复苏后，从2012年开始进入下降趋势。由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占全体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大，因而制造业上市公司ROA的变化和全体上市公司ROA的数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图一可以看出，用ROA为指标简单度量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可以看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这一波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有关。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制造业上市公司容易保持较高的ROA，而当经济衰退时，则面临较低的ROA。这种变化趋势和市场经济下的公司变化类似，并没有独特性。但经济周期显然并非唯一影响制造业盈利能力的因素，公司自身的行为才是导致其盈利能力可持续的关键。技术水平高、业务模式先进的公司盈利能力就强，盈利可持续性就好。而技术水平低、业务模式落后的公司盈利能力就差，缺乏可持续性。
分析民营经济的困境，需要搞清楚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
民营经济早期发展能够获得高回报，存在一些共性因素，比如享受了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导致人工成本低廉，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边际利润率；享受了制度红利，改革开放给企业发展提供了各种制度上的套利空间，使得民营经济可以从事制度套利，这是早期民营企业做生意容易获利的重要原因；还有就是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国有企业已经培养了成熟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民营企业通过灵活的机制可以迅速挖人，这种人才流动给民企大幅度节约了人力资本的投入。凡此种种，民企具有高回报在情理之中。与其说是民营企业具有制度优势，不如说是恰逢天时地利人和，时势造英雄而已。尽管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家能力非常关键，比如盈利机遇、敢于创业、能够引入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等，但也不能忽略了共性因素。事实上，一旦国企实现了市场化的转型，适应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同样也可以获得很强的竞争力，制造业中不乏优秀的国企。如果看不见这些共性因素，就很容易放大一些特性因素，误导政策的制定。
同样的道理，民营经济陷入困境也存在许多共性因素。而经济周期就是因素之一。经济不景气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如图一所示。不过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整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OA也下降了，原因是什么？这和早期的有利的共性因素逐步耗散有关。首先，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耗散。随着企业数量增多，现存企业规模逐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幅度上升，过去人口红利下劳动供给大大高于需求的局面逐步改变，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的现象，这说明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始逆转。人工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其次，市场化过程逐步扩展和深化，制度越来越完备，通过制度缺口进行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再次，国企自身也在不断改革，国企向民企单向的人才流动势头趋缓，并且国企的人才存量也有限，这就迫使民企不得不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导致相应的成本增加。这些共性因素都会挤压民营经济的获利空间，从而导致“不思进取”的民企无法可持续盈利。
除了以上这些共性因素，还有一些特性因素。首先，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占整体上市公司利润的比例低，1997年之前还能占三分之二以上，到2000年以后只能占到四分之一，迄今只能占到17%左右，而近年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量持续增长，占整体上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二。当然，这个数据不能完全说明制造业地位的变化，因为一些非制造业上市公司陆续上市会稀释这一比例，但历史趋势的变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制造业的困难。对比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就可以看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比较困难。这个困难和上游企业的垄断有关。较高的资源价格和较高的融资成本导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本水平升高，盈利能力自然就受到影响。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性结论。其次，制造业盈利能力缺乏可持续性和创新有关。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强，盈利的可持续性就好，反之就差。创新包括技术、制度和商业模式等方方面面。民营经济传统的盈利模式都是靠成本节约，也就是依赖节流，但开源这块做得不够，许多公司都是重复低技术水平的生产活动，缺乏创新激励。公司资金更多地用于简单地套利活动，比如金融和地产，而不是投资于专业化生产。一些金融学家已经发现，A股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很高，专业化程度很低，这是创新水平低的体现。由于缺乏创新，很多民营企业只能赚辛苦钱。再次，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制度成本问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各种企业进入和运营的手续复杂，日常检查和监督活动频繁，资源和人力资本流动性不畅，地方保护严重，市场存在行政化分割，等等。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面对的制度成本较高，很难获得较高的盈利能力。
创新才是民企走出困境的最关键密钥
当前民营经济的困境一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传统红利的耗散以及简单套利机会的减少，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制度成本、垄断和创新等方面因素。共性因素无法避免。对民营经济来说，能解决的是特性因素，在这些特性因素中，有一部分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来解决，而另一部分则需要民营经济通过自身转型加以解决。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应该重视营商环境的再造，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减少行政管制环节，提高监管效率，降低行政管制成本。在政策执行中，把支持民营企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大减税力度，通过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收费等，真正把企业负担降下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时遇到市场需求不足、成本上升、国际经贸不确定因素增多等困难，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主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其次，通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弱化上游行业的垄断行为，加强行业内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再次，民营企业自己也要争气，讲正气，走正道，发扬老一辈艰苦奋斗的精神，凭借不畏风险迎难而上的果敢勇毅、敢于尝试大胆创新的首创精神，调整粗放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更当鼓足干劲，再立新功。在不断自我完善中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不竭动力，助力民营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同时，政府相关政策不应该集中在救助上，而应该集中在对市场竞争环境的维护和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生死死是正常现象，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倒闭也是正常现象。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不能伤害到市场竞争规则本身，恰恰相反，应该通过完善市场竞争规则来帮助民企。国企需要改革，民企也需要改革；国企需要转型和升级，民企同样需要转型和升级。创新才是民企走出困境的最关键密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