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追忆】
林甘泉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历史实际，围绕时代发展，关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政治文化史、史学理论以及秦汉史等许多领域积极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与建设性的真知灼见，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孜孜不倦、毕生求索。
学术成就与理论贡献
林先生的史学研究总体架构是建立在秦汉史研究基点之上的。他对秦汉社会的宏观考察，对秦汉历史的综合分析，对秦汉文化的理论深思，表现出自有的学术个性（参见王子今：《政治文化史的考察——简评林甘泉教授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他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关注重点同样在周秦两汉社会经济史、秦汉土地制度史方面，系统探讨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演变及特点，从社会经济形态入手，认识中国古代发展模式。这些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土地制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林先生对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等主题作了深入考察，提出了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观点，这是他学术硕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先生关注和总结中国20世纪历史学发展道路，深思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走向，指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依然能在中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他针对史学理论体系建设所提出的建议，关于史学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关于中外史学思潮的评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路径等问题的思考，涉及史学理论建设的根本问题，彰显出深邃的理论见解。
坚定信仰与执着追求
林先生是一位真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一文中写道：“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因为和其他史学理论相较，我认为还是它最正确。”他所言的“永远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绝不是一句空话、套话。他明确指出：“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来丰富和推进唯物史观理论，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林甘泉文集》，第420页）这显示了他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态度。
林先生受前辈学者影响和启迪，较早踏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学术道路，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方法论与特色。第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形成，不能断章取义，不能采取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时，他指出：“如果我们不是根据马恩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片言只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形成过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历史的考察，也许就可以在认识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林甘泉文集》，第2页）第二，要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关系。他认为：“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削足适履，按照马、恩的论述来套中国的历史；也不能因为二者不尽符合，就忽视马、恩的论述的指导意义。”（《林甘泉文集》，第12页）第三，要在世界史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探讨封建生产方式的类型时，他强调：“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也要研究其他各国的历史实际。没有这种比较研究，既探索不出世界各国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共同规律，也发现不了它们在这一过渡中所表现出来的各自的特点。”（《林甘泉文集》，第82页）第四，坚持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统一。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林甘泉文集》，第277页）“正确理解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不但是认识和掌握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工作的实践。”（《林甘泉文集》，第305页）第五，坚持史与论的统一。他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如果不结合特定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那末这些原理原则就只能是一些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而已。而我们如果不能通过历史研究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具体化，也就谈不到真正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林甘泉文集》，第312页）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离不开一代代史学工作者的坚持与探索。林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只能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赢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舍此没有别的办法”。（《林甘泉文集》，第399页）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他充满信心：“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说有条件、也有义务，建设一个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林甘泉文集》，第435页）
学术担当与人格风范
林先生是一位使命意识强烈、富有学术担当的史学家。他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一书，正是出于一位正直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识，驱使他接受这一挑战（参见陈其泰：《使命意识和创新精神——林甘泉〈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一书的启示》，《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在一次学术采访中，他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东方其他国家。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土地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并且能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我感到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林甘泉、邹兆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访林甘泉研究员》，《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林先生曾表示：“从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和学术交往中，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尽管有许多不足，但责任重大。我们这一代承上启下，应该和比我们年长的，以及比我们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多作贡献。”（陈其泰：《秦汉史研究的回顾和史学工作的创新——访林甘泉先生》，《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林先生一生树立了学术与人生的双重楷模。对年轻学者的学术成长，给予无私帮助和精心提携。他指出：“今天我们正面临第三次挑战，可以说涉及到唯物史观如何发展的问题，怎样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站在挑战的前列的，是一批年轻的同志，他们很有才华，但又有不足。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帮助年轻的同志选择正确的道路，尽快成长。”（陈其泰：《秦汉史研究的回顾和史学工作的创新——访林甘泉先生》）他对自我严格要求，正如陈祖武先生所言，“‘甘泉同志’这四个字，是榜样，是楷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就是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陈祖武：《楷模：永远的甘泉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林先生的诸多理论思考及相关论述，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思路和素材，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也成了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的史学遗产（参见瞿林东：《关注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3期）。作为后辈学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和继承先生留下的这份珍贵史学遗产。
（作者：靳宝 卜宪群，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