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经济研究》撰文指出，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的复杂过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到高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这一轮工业革命相较之前几轮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逻辑，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是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基于“雁阵模式”的产业转移虽然能够在经济起飞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但长期看，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市场开展的创新多是“利用型”的微小改进。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微观上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成熟技术转移完成后，这些国家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形成和跟进，因而进入了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平台期。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陷阱”。
利用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本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主体，形成独立的产品平台、研发体系和实验体系，是后发国家在技术层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路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不仅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迎来并跑的机遇，而且由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后发国家在成熟产业也迎来利用其独特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赶超的窗口期。
20世纪70年代，当汽车技术路线由低成本和动力增强向多样化和节能环保转变时，日本企业凭借柔性化生产和精益制造实现对美德汽车产业的赶超，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呈现。过去四十年，中国从国情出发，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更是大大丰富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阿根廷的“国家生产计划”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等，都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正当诉求和试图给人类迎接新工业革命做出贡献的理想抱负。（许灵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