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1945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益阳县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他的亲生父母实在难以养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一狠心，把这个出生才三天的孩子，送给邻县桃江县一位教书先生家抚养。这位教书先生姓杨，人称“长安先生”，彼时已育有四女，无子，自是大喜过望。但杨姓养父家的地主成份，令父亲的前半生蒙上了无法驱散的阴影。
长安先生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匠，对父亲的教育很上心。爱好写古诗的长安先生，曾赠学生时代的父亲一首诗：少年读写直须勤，接物待人见赤心。闲时莫向街头走，以免胸襟染浊尘。父亲在求学过程中一直把这首诗当作座右铭牢记于心。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父亲也颇受长安先生薰陶，造诣不浅。小学和初中，父亲都保持了优异的成绩，1961年，父亲初中毕业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益阳市一中。但是，因为政审未过关，父亲无法入学就读。恰在这时，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差点失明，长安先生把他送入湘雅医院治疗，在长沙住了足有五个月才终于康复出院。后来靠长安先生的朋友帮忙，父亲进入一短期师训班接受培训后，被安排到某小学任教，那时父亲才16岁多。一年后，逢全国的大下放运动，父亲回到老家务农了。
在1966年的运动中，父亲又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到攻击，被批斗，被强剃“阴阳头”。年轻气盛的父亲，不堪受辱，搭上渡轮，从船头跳入资江河水中自杀，幸被船员和乘客合力救起。这是父亲跌宕多舛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轻生经历。
因为出身不是“贫下中农”，父亲升不了学，招不了工，入不了伍，还在运动中成为“贫下中农”们的打击对象。万幸的是，在此境遇中还有个贫下中农的女儿看上他了，嫁给他了，这就是我母亲。直到1977年，父亲才摆脱了由出身带来的困扰，在师资力量奇缺的大环境下，被推荐成为当地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这时父亲与母亲已有了三个孩子，民办教师每月六元的微薄工资，实在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在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后，父亲辞去了这份民办教师工作，回到家种起了蔬菜。父亲与母亲一起，每日辛勤劳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最大时雇了十数个人。这期间，父亲被评为“劳动模范”、“科技示范户”等，《湖南日报》曾在头版以《蔬菜大王之路》为题报道过。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变故，在老家办的蔬菜农场，遭到了频繁的征迁，让父亲觉得无力坚持下去了。无奈之下，九十年代，父亲倾尽所有，带着母亲和他们多年患病的大儿子——我的哥哥，与人合伙南下广东兴办农场。谁知一年之后就遭遇天灾人祸，农场被毁，我的哥哥也客死他乡。其后六年，父亲走在了上访维权的路上。最后的结果是官司赢了，然而他们的投资再也无法收回，他们的大儿子再也无法重生。2000年，鬓已斑白、心已破碎的父亲带着母亲，投奔已远在万里之遥的新疆阿克苏安家的我——他们唯一的女儿。
在阿克苏的兵团农场，父亲与母亲承包了几十亩棉花地。土地似乎特别听父亲的话，不管是种植蔬菜还是种植棉花，总能长出一片葳蕤。在辛勤的劳作之余，身世之慨、思乡之愁也不时来袭，父亲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南疆奋战历艰危，西域鏖兵几度秋。大漠茫茫尘漫漫，天山莽莽路悠悠。杨枯古堡身边景，柳绿湖湘梦里洲。极目家山何处是，白云深处惹人愁。
八年之后，随着我的返乡，父亲也终于携着母亲，落叶归根，返回他自小成长的地方，建屋安居至今。忙碌惯了的父亲，在家门口开辟了一个菜园，一个果园，两口鱼塘，过上了“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的田园生活。
在这几年中，父亲把写诗的爱好发扬光大，频出好诗，多次在各网络平台及纸媒刊物上发表诗作，加入了益阳市作家协会，并被推举为镇诗词楹联协会副秘书长，又主持村上的老年协会工作，终日忙忙碌碌，却又乐在其中。
最后说说父亲的两位母亲。父亲的生母和养母都早已过世。生母无奈送走他之后，一直牵挂在心，多年来嘱她的大儿子予以寻找。在父亲三十二岁那年，他的兄长终于找到了他，把他带到生母面前。父亲告诉我，在他的成长中，养母太偏心，偏心于她自己生的七女一子。多年来，父亲疑惑，愤怒，不甘，但在见到生母的那一刻，他明白了前因后果，放下了所有对养母的怨恨，而只剩了感恩，感恩她把自己抚养长大。所以，在养母晚年，父亲对她特别好，在她患病失去行动能力后，他把她接到身边照顾，母子感情在养母的人生最后时段空前加强了，我曾亲眼看到，他的养母在他的怀抱中，在他的声声呼唤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时我大约十二三岁。
父亲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幸而父亲骨子里又是坚强的，豁达的，才能在历尽沧桑之后，还拥有现在这种恬淡安宁的心境和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把生活中的美化为诗句，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美的享受。比如这首今年过年时写的《岁末感怀》：
终老田园乐也多，春吟桃杏夏吟荷。
松风已洗烦心事，村笛时传悦耳歌。
日出畦间除杂草，霞铺陌上赶肥鹅。
闲时最是开怀处，任性孙孙背上驮。
以此作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