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初期、中期，统治者一定程度上恤商、通商，商业逐渐恢复发展；明代后期，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全国性商品市场形成，开放海禁，中国商品走向世界。明代的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此前各个朝代，使其成为当时的世界先进强国。
【关键词】明代 商业政策 恤商 通商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农业是古代社会的最主要经济部门，农民是国家赋税和徭役的最主要承担者。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多视农业为“本”，视商业为“末”，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明代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比如，宣扬“抑商”政策、阻遏民众经商、贱鄙商人社会地位、重征商税等。但是，明代统治者也采取了恤商、通商政策，到了明代后期，恤商、通商政策取代抑商政策。本文主要谈谈明代恤商、通商政策，以及明代商业政策的影响。
明代初期的恤商、通商政策：轻征商税、修建塌房、禁止盘剥商人、优化市场环境、实行通商
轻征商税。明初，“定税额随物价轻重，每三十分而取其一”。对民众日常所用商品，则予免税。明太祖规定，“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其时，征收商税机构不多，税目也少。《明史》称，“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
修建塌房。明初定都南京，军民住房“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牙人遂趁机操纵价格。明太祖下令，在三山门等各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即为商人修建塌房，作为货仓。商人只要缴纳商税，可储存货物于塌房，这样就方便了贸易。明成祖迁都，也在北京修建塌房。后来，各大小城镇照例修建塌房官舍，为商人提供便利。
禁止“和雇”“和买”时盘剥商人。“和雇”“和买”就是官府向民间尤其是商家购买物料，或直接派发商人办理（“买办”），官府往往少付乃至拖延不付物价。为了保护商民，明太祖、明成祖禁止“和雇”“和买”时少付、拖延不付物价。明太祖甚至规定，官府“和买”时多付物价。《明会典》记载：光禄寺“供用牲口、果菜等物”，“洪武间，令本司买办，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多一分”。永乐时，“差内官一员同本寺署官厨役，领钞于在京附近州县，依时价两平收买”。这些，都体现了恤商之意。
统一度量衡，加强对牙行的管理。《明史》称：洪武初，命有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这些措施，为商人营商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实行通商。明初统治者强调通商，前述修建塌房、统一度量衡、加强对牙行管理等，无疑也是通商之策。尤其是，明代对盐、茶实行官营，注重“通商”，使其运行，以获取商业利润。
明代中后期的恤商、通商政策：逐步确立恤商通商政策、大开捐纳和设立商籍、开放海禁
逐步确立恤商、通商政策。明代中期，一些大臣对朝廷的“抑商”、重征商税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呼吁“恤商”。弘治年间，吏部尚书丘濬在进呈给明孝宗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弘治十一年（1498）十一月，礼部尚书倪岳等上“弭灾”二十八事疏，其中谈到：各处钞关恣意征税，“客商惧怕征求，多至卖船弃业”；抽分竹木局“抽分重大，遂致客商阻绝”。他们要求明孝宗敕令各地如法征税，“务要公私两便，商民不亏”，“但当以称物平施为务”。
明代后期，隆庆四年（1570）六月，大学士高拱因见商人承担“和买”多致破家，遂上疏“陈恤商事，言贫商困累，惟多给预支银，可以拯之”，明穆宗“诏可”。高拱以执政地位，对有关商业问题正式提出兴革方案，推行“厚农资商”政策。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认为，农、商互利，不可或缺，明初以来“抑商”政策是错误的，“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他主张资商厚商即恤商，并在执政改革中贯彻执行。这样，明代自弘治以来断续出现并逐渐高涨的重商恤商思想，历经六七十年的酝酿，在隆庆中后期被朝廷认可，从此“恤商”政策代替了“抑商”。
除了持续整顿盐法、茶法以通商外，明代中期统治者也在涉及商业发展乃至国用民生等场合强调通商。“通商”一词，在《明实录》中出现15次，其中洪武朝1次，正统朝1次，嘉靖朝7次，隆庆以后6次，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明朝商业政策的走向。隆庆、万历年间，随着“抑商”政策落下帷幕，“通商”与“恤商”成为明代的商业政策。
大开捐纳和设立商籍。明代中期，大批商人因商致富，鲜衣肉食，豪宅大院，让人艳羡。而明王朝从商业发展中搜取到大量商税，国家财政危机又有求于商人捐助，因此统治者也不得不提高商人地位。嘉靖《增城县志》记载：“正统八年，大饥，召募义官出粟赈之。令富民出粟赈饥，因以冠带荣之，为义民官”。这是明代捐纳之始。商人等“富民”，通过捐纳钱粮买得“冠带”这种荣誉官衔和地位。景泰以后，捐纳大开，所鬻卖者不仅有此前的“冠带”，而且有散官、监生、杂职官员乃至县令等实职官员。嘉靖时，有人对捐纳可买得杂职官到县令的变化批评说：“正统以后，朝野多故，师旅数兴，权宜之制兴，而鬻爵之令开。于是乎有纳粟买马之例，盖甚不得已也。而入钱拜官者，不过处以杂流，固未始有偃然为令，得亲民者也。今天下泰宁，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数开此例。其就选也，入钱多者且得为大县令。名器之滥，流品之淆，未有如今日者也。”通过捐纳，大批商人及其子弟进入仕途，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明代科举考试按籍贯举行、录取。若商人在外地为商，其子弟仍需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颇为不便。万历年间，御史叶永盛巡按两浙盐务，见“山陕新安诸商人子弟者，以外籍不得入试”，“惜其材，为请于朝，得特立商籍取入，得儒学七名，商人德之”。即叶永盛奏准为盐商子弟在浙江设立商籍，使他们得以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录取。又据记载，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御史蔡时鼎“议许扬州商、灶子弟于运司应试，提学官一体选取入学”。其后，商籍推广及于全国，方便了商人子弟在地读书科举。
开放海禁。明代初期、中期严厉海禁，严重妨害了东南沿海商民生计和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发展。至嘉靖四十三年，倭寇平定。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明穆宗批准，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关”）。明朝开放漳州月港，允许商民申领“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海禁一开，沿海商民踊跃出海贸易。当时，东、西洋分界线已经从明代前期的马六甲海峡东移至加里曼丹岛，因此中国商人东洋通商区包括今天的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和加里曼丹岛一带，西洋通商区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一带。中国商人、商船不仅可以合法地到达东南亚贸易，而且通过马尼拉商帆到达了欧洲和拉丁美洲贸易，违禁前往日本者也不乏其人。开放海禁也成为明代后期奉行恤商、通商政策的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此前各个朝代
明代“抑商”政策限制和打击了商人阶层，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重征商税对商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明代中期，统治者不断加征商税，兼以官员私征滥夺，商人负担日益加重。明代初期、中期的严厉海禁，使以海为生的沿海民众“不得下水，断其生活”，一些人为了生计、谋利，遂违禁下海，进行走私贸易，不少人甚至加入了海盗、倭寇等武装团伙。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丝绸、瓷器等产品在海外具有广阔的市场，而明代初期、中期实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失去了开辟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和国家实力的机遇。隆庆开海以后，明代统治者虽然允许沿海商民出海贸易，但仍有不许赴日本贸易、贸易限定船数等种种限制，抑商观念与制度等仍在发挥作用，国家也始终没有大力支持乃至主导海外贸易。因此，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在十七世纪与世界先进国家出现差距，丢掉了一次发展的大好时机。
明代的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此前各个朝代，成为当时世界先进强国。明代初期、中期，统治者一定程度上恤商、通商，商业逐渐恢复发展。南、北二京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发达的大都会。洪武年间的南京，全国各地及海外各国货物齐集，城内设有十三个市场，其中近一半以市集贸易为主。正德时，南京城市商业以铺户贸易最为发达，江宁铺户按经营商品的内容可分为一百零四行。北京在明成祖迁都后，商业迅速发展。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抚陈济即说：“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明代中期，北京成为海内外商品的集散地和全国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嘉靖年间，正阳门外南城一带“居民繁伙，无虑数十万户”，“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除了北京、南京等大中城市、商业中心以外，一些市镇兴起于东南沿海、运河沿岸、长江沿岸以及北部边境一带，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城市化进程进入重要发展阶段。时人比较正德前后从事工商业人口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全国性商品市场形成。万历时人张瀚“尝宦游四方，得悉闻商贾盈缩”，撰《商贾纪》，历述全国城市商业经营和全国性市场状况，颇为详赡。北京“四方商贾辐辏，技艺毕陈，珠石奇巧，罗绮毕具，一切夷夏古今异物毕至”，商业空前繁荣。南京铺户贸易发达，甚至“侵官道以为廛肆”。秦淮河两岸店铺林立，河上画舫穿梭。大批新兴市镇涌现，著名的如景德镇、自贡、佛山、平望、震泽、南浔等，既是手工业中心，也是相关商品交易中心。在江南等地，出现了一些雇佣制手工工场，呈现出新的经济因素，社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晋商、徽商、江右商等商帮崛起壮大，挟巨资，走全国，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
明代后期开放海禁，沿海商民纷纷出海贸易，“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中国的大量商品，包括生丝及纺织品、陶瓷器、漆器、矿产品、金属制品、水产品、农产品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贸易额迅速攀升，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统计，因为贸易，1540—1644年间日本所产白银约7500吨，绝大部分输入到了中国；1570—1644年间，美洲白银输入到中国约12620吨，占到其产量的一半（或说三分之一）。可见，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在东亚海上贸易以至于太平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的世界先进强国。
明代统治者奉行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走向繁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此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与当时正处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欧洲相比也是先进强国。但是，明代统治者长期奉行抑商政策，抑商已成为上自统治者下至商民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从而影响、妨碍了恤商、通商政策的推行，即使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呈现与世界市场衔接的大好形势，但仍不能完成重商以及社会转型，实现社会性质的飞跃。到了明末，国势危急，统治者重征商税，使得商人纷纷破产，明代后期高度繁荣的商业经济终于在明清之际战乱中灰飞烟灭。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③王兴亚：《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④韦庆远：《明清史续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⑥《明实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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