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国领袖的文明观应该具有哪些共识、具有哪些普遍的特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大国及其领袖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文明观”这一问题兴起的历史脉络。
世界大国及其领袖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明观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1987年推出的《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一书的前言中说明“本书包含了我与苏联、美国和中国这三个重要的世界大国交往的回忆和评价”，全书“分三大部分来描述我个人对俄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印象，特别是我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亲身感受”。他在1989年的中文版序言中解释全书为何是谈三个国家的原因，首先，就中国来说，他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次，施密特认为这三个大国是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在其辞典中并不意味着霸权，而是中性的，是基于其战略判断：在20世纪快要结束时，“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还另有许多对世界具有伟大意义的国家，像“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但它们“对于将要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61亿人来说”，“所起的作用仍将是相当有限的”，相反，“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府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可避免的几乎涉及整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作为德国这一欧洲最核心国家的总理，施密特深刻地把握了“世界大国”超出其他国家对于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影响力，同时把握了作为世界大国的领袖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冷战时期是以意识形态来区分美、苏两大阵营，同时也派生出“三个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以此来取代之前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理论。他认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取代意识形态，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具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冲突”，还有是美国与东正教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明观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文化区别、文明认同离不开对于敌人的区别与制造，文化区别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循此思路，亨廷顿更是在“9·11”事件之后写了一本书来专门讨论“我们是谁”，即“谁是美国人”，而“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文明冲突”一时成为冷战后美国一些人的新战略思维，甚至是总体战略思维。“文明冲突论”就像亨廷顿之后另一位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样，本身可能会带来一种自我实现的后果。就是说，当你这么来设定时，原来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就很大可能照此自我实现了，这就是危险的观念之危险性所在。当全球化在今天出现问题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行单边主义，在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尤其是对中国加征史无前例的关税，并从打贸易战蔓延到打科技战、意识形态战，甚至发展到所谓文明之战：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29日声称，美国正在“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美国“第一次遇到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虽然“文明冲突论”在西方盛极一时，但也不乏批评该理论的西方学者。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尼尔·弗格森在其《文明》一书中批评“文明冲突”这一模型“作为预言，它没有应验，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此”。就亨廷顿所声称的“较之同一文明内的冲突，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更频繁，更持久也更猛烈”，弗格森认为事实不是这样，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增加，持续的时间也不比其他类型的冲突更久。过去20多年发生的战争多数是内战，而只有少数的冲突和亨廷顿的模型相符，“在无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内的种族冲突更为常见”。尼尔·弗格森的结论是，各大文明之间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而是“文明内部分类的趋势恰恰有可能导致亨廷顿所指的文明面临崩解”，所以弗格森认为“文明的冲突”不如称为“文明的崩解”。今天美国、欧洲内部流行的民粹主义倒是证明了这点，同时也提供了对于亨廷顿观点的反证。
“文明冲突论”出现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亨廷顿所认为的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力量在上升，而西方文明与所有文明一样，都会经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过程。今天的西方正在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如此则包括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及其普世价值观形成的挑战，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是维护西方文明。作为政治学学者的亨廷顿与作为政治家的施密特同样强调大国领导者的重要作用。
世界史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国往往以其文明优越感而热衷于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改造、取代。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一书对于美国及其领导人的评价是“华盛顿不管由谁执政，总喜欢单独行动”，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是以理想主义、罗曼蒂克以及“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伟大”为特征的，“如果其他国家不能适应美国人的理想以及不能适应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方法，那么其他国家的处境就会更为糟糕”。面对此种态度，施密特指出，美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两种对立的结果：美国要么采用军事手段来给世界建立一个较好的秩序，又发明了“保护的责任”的玩意儿，但人们从来弄不清这背后是否隐藏着美国自身的强权利益，这一口号已成为西方很多政治人物维护其正在消失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要么另一种结果则是美国决定对其他国家不予理睬，实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而孤立主义是一种非白即黑的片面道德观，把所有国家分成两类：站在美国这边的是好人，不站在美国这边的是坏人。施密特自述，由于他本人明确反对西方国家打着人权、打着“保护的责任”而对别的国家实行干预反而带来灾难性结果，而极可能在欧洲政治中属于少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