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袖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系统、完整的文明观，是对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克服
竞争绝不是西方思维所认为的敌我式的斗争，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竞争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带动、共同发展的结果。唯如此，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
重视文明的独特性，不等于文明的自我封闭，而恰恰因为“独特”本身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与“共通”相对才存在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体。所以一个文明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还需要与其他文明对话，在对话、学习、交流中相互借鉴，不断扩展、丰富、充盈各自文明的主体性。但在文明互鉴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这是针对有的大国一直以来热衷于对他国强制性地输出价值、制度与文明的霸道现象。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所以“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不回避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竞争，但竞争绝不是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西方思维所认为的敌我式的斗争，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竞争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带动、共同发展的结果。唯如此，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而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也需要有生态系统，这是过往的大国领导人尤其是西方大国领导人所忽视的。
只有具备良好的生态系统才能保证创新，所以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还强调文明的时代创新性。文明要永续发展，就要返本开新，激活文明的源头活水，如《易传》所说“与时偕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领袖的文明观，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共同存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文明观的“理一”，即各个大国领袖文明观中普遍的特质。除了“理一”，作为大国领袖的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观，这是“分殊”。“平等”在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中被排在了首位，而“平等”正是代表社会主义的最为核心的文化价值。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是对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克服，也是对于六十多年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深厚的“文明”的底色。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外溢效应”，就在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开始，习近平主席对于文明观作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论述，这是其他大国领袖中所不多见的。其他大国领袖对于文明观的论述相对是零星的、片段的，更多的是智库的战略家在做。两相比较，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文明意识上的自觉，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文明的复兴，是要在更高的层面回到“历史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除了具有各个大国领袖普遍的共识性的特质之外，中国领袖的文明观还有更高远的精神品质
作为大国文明，中国文明传统尤其强调“以大事小”，强调对于小国、对于其他文明谦逊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中国领袖的文明观除了具有各个大国领袖普遍的共识性的特质之外，还有超出于这些相对属于底线共识的特质之上的更高远的精神品质。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其文明传统尤其强调“以大事小”，强调对于小国、对于其他文明谦逊的态度。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国家领袖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谈他关于各种文明的感受：“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习近平主席列举的古玛雅文明已消亡，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所在的国家不是大国，他完全是抱着谦虚的态度，要去深入了解这些不同的文明的真谛。这与过往西方的文明优越论者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截然相反。
“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明观，是大国领袖在底线共识之上更为高明而博厚的文明观
“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心包含了对于其他文明的欣赏，所以是“消极中的积极”。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己独立自主发展好了，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但却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改造对方，所以“积极中有消极”。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上强调各文明之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出自内在的平等心。唯有这样的真正平等心，才能“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生态系统的建立，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唯有这样的平等心，才能有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所说的“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进而是他在大会上提出的“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这一真诚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中国领袖文明观中对于其他文明的“君子成人之美”之大胸襟、大心量，这正是大国之为大之所在，“大”是心量、器量之大。这也就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说“志如其量，量如其识”，有志于至善之志，则心量就大，心量有多大则见识就有多远大。这也是史学家钱穆所说的政治家的风度，风之所及，所过皆化，影响于国内、国际政治。
中国领袖如此之心量与风度，根本上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大心量。“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题中应有之义，平等心包含了对于其他文明的欣赏，所以是“消极中的积极”。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己独立自主发展好了，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但却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改造对方，而是完全由对方独立做主，所以“积极中有消极”。
“厚德载物”的思维与西方中世纪的暴力改变信仰的原则截然相反，也与西方近代的均势外交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施密特反省“以暴力来改变信仰的原则是在欧洲产生的”，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产生了。均势论则强调通过战争、斗争而达到各国势力的均衡，西方当代一流的战略家基辛格及其密友施密特都秉持均势外交理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观中普世主义本身的反省，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亨廷顿批评西方普世主义对于各方的危险性：“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同样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接着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我们看到“文明冲突论”最后的落脚点竟然是强调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不为大家熟知的面向。可以说，亨廷顿是将自己的“文明冲突论”最后推向了其反面，倒是与中国强调的每一种文明的独特性走到了一起，这或许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同归而殊途”？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