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管理者如何认知、应对、引导、管理社会风气的变化，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成败得失。回顾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初期的一百余年间，社会风气的变化大致有自下而上和上下呼应两种路径。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得民心、振民气、聚民力，形成了上下呼应、拥护政府、全民争做“新中国建设者”的良好社会风气，为巩固新政权和开展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支撑和巨大力量。
【关键词】社会风气 社会治理 建国初期 百年回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一个时期出现社会风气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动，人们基于生存生活追求而选择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彼此追随、相互影响，在短时期内广泛流行、蔚然成风，形成群体效应。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便会成为巨大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社会治理造成弥散式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如何认知、应对、引导、管理社会风气的变化，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成败得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百年来受外国侵略及长年战乱的结束，建立了统一政权，迎来独立自主、走向富强的时代转机。历经长期的战乱灾难，中国经济凋敝、遍地疮痍，国民贫穷困苦，能否尽快团结民众、凝聚民心、唤发民力，以恢复国民经济，走上富强之路，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得到人民拥护、能否长久立足。回望当时，在新政权成立的短短数年间，全国民众就形成了拥护政府、争当“新中国建设者”的良好社会风气，社会上下呈现出一派团结奋斗、积极向上的新气象。这种社会风气，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新政权方针政策的认可与呼应，成为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这一此前百年间从未有过的现象何以能在此时出现？回顾百年社会风气变迁历史，或可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动，始于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中国被卷入世界工业化殖民体系，此后至新中国建国初的百余年间，伴随列强侵略掠夺、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绝、世风屡变，民众生活领域出现了几次比较大的社会风气变化，反映了民众在生存环境变动下追求生存出路和更好生活的民心、民意所向，也反映了世势变动下国家治理与民心向背及政权命运的互动关系。
晚清开口通商后：鸦片泛滥和洋货流行之风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殖民化大潮冲击而来，中国被迫开口通商后，西方各国对华贸易日渐扩大，遂出现两种新的社会风气：一是吸食鸦片之风，二是洋货流行之风。
鸦片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起初，鸦片输入少、售价高，少数有钱人将其作为奢侈品购买吸食；开口通商后，随着输入增多、价格下降，人们竞相仿效、相习成风，甚至贩夫苦力也吸食以求暂时缓解疲劳。但人吸食鸦片戕害身体、败财毁家，同时财富外流，导致国家益贫，故朝野上下对此恶风屡次呼吁禁止，而清政府却拿不出有效措施，只好任由国人自行种植以求减少财富外流。土烟因价低而更为畅销，农民纷纷种烟求利，遂导致吸烟之风愈演愈烈，遍及社会上下、城乡内地。郑观应在写于1880年代的《盛世危言》中估计，当时全国4亿人口中，吸食鸦片者约8千万人，占总人口的1/5，若除去缺乏购买能力的老幼妇女，成年男子中吸鸦片者占1/3至1/4，足见此风之盛。
开口通商后，另一类畅销流行的是洋货。随着西方各国输入洋货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洋布、洋火（火柴）、洋油、洋灯、洋皂、洋针、洋钉、洋纸等各种日用洋货因物美价廉、方便实用而畅销各地，日渐取代土货进入城乡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洋货流行之风。然而，这种风气对国计民生造成严重影响，使中国成为连通国际工业化链条末端的消费市场，导致国民财富外流到西方资本手中，本土经济结构被破坏，国民经济愈益凋敝，民众更加贫困，但同时也为近代工商业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
面对开口通商后民生领域出现的这些愈演愈烈的风气，清朝统治者长期缺乏清醒认知与有效应对。对于洋货流行所昭示的世界工业化大势，他们迟迟未能认识和把握，对民间“仿造洋货以塞漏卮”的呼声不予理会，延宕几十年也没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工业化的觉悟与举措。同时，无力禁止损害国计民生的烟毒，更显清廷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无能与无力。这些都致使晚清几十年间鸦片、洋货流行风气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广大民众生活困苦、生计无望，对清朝统治的失望与怨愤日增。社会风气所昭示的民心丧失、民意背离，是导致清廷最终走向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末民初：争趋新职业与移风易俗之风
庚子之变后，清廷苟延残喘，开始被迫仿行西法、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倡工商，稍呈新气象，但终因积重难返，加之措置失当，被辛亥革命推翻。
民国建立，提倡民权、民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口号振奋人心，燃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随着工商企业、新式机构、新式学堂、报刊出版、城市建设、公共事业等诸多新事业纷纷兴办，民间出现从商、从军、从政、从教、留学、进城求职、进厂做工等争趋新职业之风，女子也走上社会求学、就业。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源流动，人们由此找到新生计、新出路，为新事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在民众生活领域，出现了学习西方、移风易俗之风，从清末提倡废缠足、简服饰、讲卫生，到民初的剪辫易服、礼仪简化、礼节平等、公共卫生、体育运动，以及禁吸鸦片、禁赌、禁娼等，这些生活新风气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民生领域出现的趋新职业和移风易俗之风，反映了清末民初上下呼应的学习西方、推进工业化和社会改革的潮流，民心、民气由此得到提振，社会经济发展加速，民生领域出现生机。然而，与此同时，军阀势力兴起，民国初建后不久即出现袁世凯称帝既而倒台，随之陷入长期政治纷争、军阀割据、治理混乱、社会失序的状态，社会经济、民众生活在政治乱局中变得自然散漫，一时兴起的新民风也转瞬消散，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如自清末编练新军、尚武习兵，出现青年从军之风，延续至民国，导致人才、权力资源向军队聚集，为此后军阀纷起、割据混战埋下了隐患。而社会精英、知识青年、青壮人口竞相进城谋求新职业之风，也造成农村优质人力资源快速向城市单向流出，加剧了乡村人才资源流失，导致空心化、低质化，城乡差距与城乡矛盾加剧。移风易俗虽然使国民精神面貌一时有所改观，但由于社会管理不力、缺乏有效措施，一些举措如禁烟、禁赌、禁娼等难以有效实行，使这些恶风陋习继续泛滥。此外，由于政治混乱、社会失序，一些黑帮、劣绅等黑恶势力不断滋长，成为社会病灶。凡此种种，使民风、民气由升转降、由兴而衰，民众燃起的生活希望又暗淡下来，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迟缓无序的状态。
五四时期：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恋自由、家庭革命之风
自清末民初开始废科举、兴学堂，一批批从新学堂走出来的受过新式教育、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一代日渐成长，陆续进入就业期和婚恋期，他们由新教育而形成了追求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价值观及生活理想。1919年，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显示了新一代青年独立自主参与社会、表达诉求的意愿，运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效应，使青年人的独立意识受到鼓舞。同时，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一代受到思想启蒙，他们将新思想、新意识带入生活中，遂形成了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恋自由、家庭革命的风气。他们一反传统婚姻习俗和家庭模式，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家长意志，甚至脱离家庭，离婚、逃婚、抗婚，希望追求自己理想的新生活。特别是受过新教育的女青年，不再愿意忍受传统礼教束缚，转而追求男女平等、独立自主，一些刚烈女性甚至为抗婚而自杀，这时期此类新闻常见于报端。
这些风气反映了受新教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男女知识青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家庭观方面已与受传统教育的父辈截然不同，他们在代际传承上形成断裂式对接，必然产生冲突。同时，他们追求自己的新生活方式，而仍由父辈一代主导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仍十分强固，处于弱势的新青年一代，只能用自己的行动去冲撞旧制度与旧习俗，用掌握新报刊舆论的优势，发声呐喊，彼此呼应，造成声势。由于政治混乱、社会治理缺失，社会制度没有随着青年一代的理想追求而改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对严重滞后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造成了冲击，加剧了社会失序。
新中国初期：争当“新中国建设者”的社会风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使饱受屈辱苦难的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尊严和归属感。同时，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组成的新政协制定的建国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国民经济实行国有、集体、私有经济并存的发展方针，保障了各阶层利益。随后一二年间又紧锣密鼓地实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举措，如进行土地改革，使亿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生存依托；颁布新《婚姻法》，使五四时期仅限于知识青年的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呼声，变成了全体民众普遍享有的现实权利，特别是妇女获得解放，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她们走向社会，活跃在各行各业，成为与男子平等的建设者；改革教育方针，学校面向工农子弟，并开展扫盲运动，使劳动大众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封闭妓院、改造妓女，解决了近代以来一直泛滥的娼妓问题；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实行禁毒，使延续百年的鸦片泛滥得到遏制。这些政策举措，紧贴民众生活，惠及普通百姓，切合饱受贫穷苦难的民众世代追求生存保障和更好生活的愿望，因而获得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政府提出建设富强国家的目标与规划，召开“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提倡、动员全国人民参与新中国建设，由此，举国上下形成了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争当“新中国建设者”、共创美好生活的社会风气。
新中国政府施行的这些民生政策得民心、振民气、聚民力，而且有高效的宣传、动员、组织、施行能力，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上下呼应、举国同心、团结一致，掀起了建设热潮，使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诞生的新生政权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启了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开展各项建设的良好发展势头。
回顾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初期的一百余年间，社会风气的变化大致有自下而上和上下呼应两种路径，晚清时期和五四时期属于前者，辛亥革命前后及新中国初期属于后者。起自下方的社会风气，往往是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动，而上方的政治主导层没有及时有效应对、跟进改革，导致民间自发形成新的社会风气。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对生活的新追求，另一方面也会出现社会失范等负面效应，如晚清的鸦片泛滥之风、五四时的家庭冲突和女子自杀之风等。这些变化会对社会既定结构造成冲击，引发社会动荡，如果上方迟迟未能有效回应或反应严重滞后，还可能造成民心丧失，引发政治变动，如清朝统治的垮台及北洋政府的失败。如果社会风气由上方与下方相互呼应而形成，政策、治理与社会风气形成良性互动，就能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如清末民初，民众对发展工商、移风易俗政策的呼应，成为支撑政府改革的民意基础。但民国初政治混乱、治理缺失，又使短暂的民气生机转瞬即逝、归于消散，社会发展迟缓失序。新中国建立，在适应民众普遍愿望的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呼应，因而形成全民争做“新中国建设者”的良好社会风气，为巩固新政权和开展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支撑和巨大力量，这正是百年来饱受掠夺、压迫和战乱苦难的中国民众一直追求国家富强、美好生活而积聚的民心、民意、民气、民力巨大能量的总爆发。
回顾近代百余年间社会风气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初心”，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经验的结晶。
（作者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①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1840-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③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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