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国家总体竞争力格局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具有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我国高起点谋划并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正是立足“全球观”，着眼于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所作出的战略布局。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并作出“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等重要论述。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人才培养是其中的关键动力和根本保障。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全新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诉求，我们亟待对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这一问题作出深入研究和积极回应。
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
关于人才的概念自古就有，随着时代变迁人才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人才界定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Aguinis（2013）研究表明，在创造性岗位、服务性岗位、音乐家、艺术家等人才的贡献率大约是普通人力资源的10倍。[1]
行业人才培养一直是我国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重要工作。如：原国家文化部编制出台了《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原国家旅游局制定了《“十三五”旅游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旅游职业教育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加强人才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并实施了诸如“万名旅游英才计划”“中高级导游‘云课堂’研修项目”等人才培养工程予以推进。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和行业的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人才战略、人才政策、人才培养主体、人才培养的方法与模式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指引下，文化和旅游在国家战略层面和产业层面的深度融合产生了许多新方向和新实践，对行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诉求。
第一，产业内涵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供给提出新要求。文化和旅游各有内涵、各具特色、各有价值，两者融合发展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原有单一产业的内涵将发生系统性变化与拓展。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受以往单一产业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囿于单向思维和行业藩篱，难以产生双向介入与相互借势的人才效应，已经相对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创新与发展，这是当下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之一。[2]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的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之前，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及经营主体已经产生了诸多鲜活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典型实践。电影旅游、音乐旅游、博物馆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旅游者带书旅行、文创旅游产品开发等多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以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旅游演艺、主题公园、文旅小镇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场馆及特色项目成为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繁荣发展对行业人才培养及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和政府各类机构对创意创造、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运营管理、作业服务等各类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更加趋向于跨领域、跨专业、复合型和创新型等方向。
第二，产业环境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内容提出新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年蓬勃发展，我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环境正发生着持续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的内容及模式带来了新挑战。从市场环境方面来看，随着大众文化和大众旅游的兴起，新时代消费主体的个性化、品质化、情感化体验需求特征明显，行业内对策划、设计、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创新创意型人才的需求凸显。从技术环境方面来看，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如：互联网已成为大众依赖的高效沟通媒介，移动消费与支付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与转型，AI、VR、AR等新兴技术不断加深创新市场的应用等；这将对整个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及产业链条带来巨大影响，行业内对科技型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逐步扩大。这些需求传导到行业人才培养的体系中，将对当前的培养模式、内容、形式、知识结构等带来巨大冲击。
第三，产业功能发生变革对行业人才培养导向提出新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体制影响，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主要承担经济与社会发展功能，目前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35462亿元，占GDP比重的4.29%；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三五”末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达10.29%。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和旅游产业作为增强和传播我国文化自信的最佳载体，其产业功能也应逐步从单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助力大国外交、推动全球文化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等综合功能拓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功能的变革传导到人才培养领域，就使得未来行业人才培养的导向应超越个体或国家的思考单位，上升到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高度。
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理念转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面向未来，应对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破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需求与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问题，首先需要的是理念的创新，是人才培养观的转变，这是最基础、最首要、最关键的要素。
一是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全球观”，需要全人类的眼界。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描绘了实现所有人更美好和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但同时更是深刻地审视了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包括与消除贫困、食品安全、优质教育、气候、环境退化、繁荣以及和平与正义有关的挑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再次强调了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和变局，教育需要秉承“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全球共同利益”为核心的共同理念。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重大理念高度契合。习总书记的这一理念对我国各类人才培养及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的人才培养也应树立“全球观”，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福祉作为核心价值观。
二是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科技观”，需要现代化的思维。科技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是当前和未来人才培养中关键的力量。以人工智能、区块链、混合现实技术、云计算、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和创新将对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改进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善人才培养场景，激发个体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影响和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移动互联和流媒体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学习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网络教育、公开课程、付费知识推动了教育的社会化进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升级。同时，人才也是推动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重要保障。《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提出，要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树立“科技观”，探索科技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各类艺术行业及旅游业的深刻推动和改变，进而研究科技在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是树立行业人才培养的“体系观”，需要多元化的途径。传统的人才培养观通常把教育（尤其是正式教育）当作培养的核心甚至是全部。而Thomas N. Garavan（1997）研究表明，在人才的实际成长过程中，其知识获取、技能锻炼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常常是教育（包括非正式教育）、培训以及用人单位的开发综合作用的结果。[4]“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的理念，也强调人才培养及教育应摆脱封闭，推动开放性教育，为个体提供更多选择与学习机会，并把教育扩展到人生全部，超越校园范围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学习、教育与社会同生互动，交织融合。因此，未来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培养应树立“体系观”，创新多元化培养途径，积极采取开放、灵活、全方位的培养方法，将教育、开发和培训三种途径进行系统整合。表1对培训、开发与教育三种人才培养途径的内容进行了对比。
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
行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应契合并服务于行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需求。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放大原有单一产业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具体而言，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旅游业将承载着公共价值创新、产业价值创新和文化价值创新三重使命，这为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方向。
其一，承载公共价值创新，重点培育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文化和旅游业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载体，其公共价值属性明显。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公共价值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创造公共价值、拓展公众参与以及建立开放的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5]我国文化和旅游的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应积极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促进公共参与，建立优质的公共服务获取和递送机制，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作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发展不平衡的协调者、不充分的提供者的重要角色，实现人民与政府、公共部门的价值共创。文化和旅游业公共价值的创新，需要培养大量既懂得政府和公共管理，又熟悉文化和旅游独特规律，具有较高公共管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创新性人才。此外，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是行业战略与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对其展开切实有效的培养，也是促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
表1 培训、开发与教育三种人才培养途径的内容和对比
其二，承载产业价值创新，重点培育经营管理人才。管理学大师波特（Porter）认为，产业的价值只能从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整个链条里产生，因此产业价值不是由单一活动实现，而是由整个产业价值链创造。产业价值创新突出强调顾客感知到的价值，只有顾客感知到的价值才能产生经济性，才能促进产业发展。纵观产业革命历史，企业家的创造性组合和经营管理人才的系统性努力，更有助于实现一个产业的发展。文化和旅游的宝贵资源，也需要通过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卓越努力，才能将其活化并释放出可观的产业价值。例如：故宫一系列“上新”模式及其文创产品的开发，开拓了故宫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新模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周庄对三毛及其文学作品的开发为周庄古镇旅游注入了新的文化色彩，吸引了大量“文艺青年”游客到访等。因此，实现文化和旅游产业价值的挖掘和创新，需要培养大量懂得文化和旅游产业经营管理，并能为顾客提供和创造价值的经营管理人才。
其三，承载文化价值创新，重点培育创意创造和设计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论断，并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新时代我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实现路径，就是要深刻洞察我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创造的丰富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创意、创造和设计的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和旅游业作为我国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实现其文化价值创新的关键就是要培养大量在文化和旅游产品及服务的创新、创意、策划、研发等方面具有突出建树的创意创造和设计人才。
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若干理论议题
基于上述讨论，着眼于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其中最为突出的核心问题有：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谁来培养能够适应未来中国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培养面向未来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各类培养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应如何进行定位？不同培养主体之间如何进行协同？如何培养适应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即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路径和对策分别是什么？如何构建未来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即政府、行业、教育机构、用人单位以及全社会应该为新型行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哪些全方位的支撑和保障？
国内外学者对人才培养及相关问题已展开一定讨论，主要集中于人才内涵研究[6]，人才战略思想研究[7]，国家人才战略规划研究[8]，人才培养战略的国际比较研究[9]，人才培养主体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0]等六个方面。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人才培养理论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对人才培养实践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理论主张大多是在一地或一校施行，真正能被广泛接受并推而广之的较少。以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为例，目前我国还没有产生像德国“双元制”模式或洛桑模式那样，具有鲜明特征和辨识度较高的模式。立足我国文化和旅游业的综合性、交互性、实践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以及行业人才培养的重大现实需求和理论期待，现有理论研究难以系统、全面地对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的实践问题给予有效回应。亟需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及其特征，行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及其培养网络构建、协同机制生成，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和总体战略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由此，也衍生出若干理论议题期待理论界予以积极探讨和有效回应。
一是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研究，明确需要培养什么人才的问题。一方面，要强化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现状调查与问题识别研究，了解目前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人才存量、不同类型人才的供需缺口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高端人才培养不足、培养手段单一、各培养主体之间协同不够等。另一方面，要强化文化和旅游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人才特征研究，以此对行业人才培养提出明确的导向与需求。
二是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及其协同机制研究，明确人才谁来培养的问题。我国当前主要的人才培养主体是高校，同时也包括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等用人单位，以及行业组织。要研究我国各类文化和旅游相关高校及职业院校、文旅企业、政府和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化主体在行业人才培养中的角色关系，及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校企合作”“官—产—学合作”等协同机制，以指导构建适应未来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需求的协同体系。
三是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路径与对策研究，解决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综合现有人才战略规划方面的已有研究发现，人才战略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较少，现有研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或体系。因此，要从教育理念升级、人才分类培养、跨学科整合、新科技手段运用等方面提出适应新时代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战略框架；重点针对文化和旅游行业中不同类型的人才提出适宜的战略路径和针对性的培养方式，科学化、系统化地提出契合于不同类型人才特征的培养方式、手段、实施方案与对策建议等。
四是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国际比较研究，解决人才培养国际化接轨的问题。应广泛比较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瑞士等文化和旅游业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战略的差异与特点，分析不同培养模式的优劣以及适用条件；并基于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的特点与需求，结合我国人才培养的体制与环境，总结对我国人才培养的启示。
五是开展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政策的作用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解决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问题。人才政策是国家和行业人才主管部门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应从国家人才战略角度梳理和研究我国以往出台的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政策，评价政策效果、分析政策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我国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研究、借鉴国外成功人才培养政策等路径，系统性提出改善我国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
实践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挑战既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作为应用学科，文化和旅游理论研究则应紧随产业实践步伐，立足文化和旅游产业实践，围绕新时代文旅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理论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推进理论创新，指导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助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生刘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