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3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选中”了减贫课题？
应对贫困 刻不容缓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评价，3位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3位经济学家提出“应对全球贫困问题，可分解成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改善教育成果或提升儿童健康”。颁奖委员会认为，“双盲”的随机实验结果显示，他们提出的方案在过去20余年间取得了较好成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转化为可行的措施，超过500万印度儿童在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中受益。
班纳吉是位出生于印度的经济学家，与此次一同获奖的妻子迪弗洛一直聚焦全球扶贫减贫问题，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贫困行动实验室”，成为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克雷默的研究则证明了班纳吉夫妇所提方法的强大作用。在1990年，克雷默主持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
发展失衡 全球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贫富差距持续加速扩大正在吞噬减贫扶贫成果。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则提醒，印度、尼日利亚等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前进的道路上务必要注重包容发展”。从这个意义来看，时隔多年后诺奖再次颁给发展经济学家，实际上反映出经济学界一种长期的焦虑和担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抬头之际，全球经济增长非包容的一面愈加明显，全球发展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仍是不均衡。无论是增加教育经费，还是追加卫生投入，都是再分配领域应对全球贫困问题的一种干预。
无独有偶，2019年的伯纳瑟奖（又称“欧洲40岁以下经济学家奖”）则聚焦初次分配领域。由欧洲央行牵头的评选委员会，把伯纳瑟奖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法国人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以表彰他在“测算分配不公对全球化影响”问题上的深入研究。
欧洲央行副行长古因多斯在颁奖典礼上评价祖克曼研究成果时表示，研究全球财富分配的长期演进并分析其根源十分必要，对欧元区货币政策走向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造成分配不公等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很多动向是逐渐形成的，欧洲央行研究亦显示，较低的短期利率有助减轻收入较低家庭的负担，从而减少初次分配不公”。目前，祖克曼的研究成果已从美欧推广至多个新兴经济体，并发现“近几十年来，得益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快速增长，全球相对贫困的一半人口收入已显著增加”。
两大领域 同步治理
古因多斯尖锐地指出，尽管几十年来在消除贫困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全球贫困水平仍处在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水平，“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确保未来几年内有更多人能脱贫”。IMF的一项研究发现，高速发展不均衡势必减缓发展速度、削弱发展韧性、恶化发展环境，要避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既要注重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就业和“体面收入”问题，又要注重再分配领域的教育、卫生和金融服务问题，“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不仅涉及发展伦理，更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
为此，IMF进一步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不能固步自封，尤其是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要在全球经济动荡加剧情况下，继续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做大“经济蛋糕”，加大减贫扶贫力度以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第二，要加大对低收入家庭儿童教育和健康的投入，这是增强劳动人口可雇佣性、打破“贫困循环”的前提；第三，增加就业渠道，确保男女就业机会公平，取消劳动力流动限制措施；第四，强化金融包容发展，在针对低收入家庭推广普惠金融和传播金融知识的同时，加大监管力度以防范信用扩张引致的金融风险；第五，完善社会保障网络和再分配政策，通过职业培训实现技能升级以应对失业风险，加大对贫困人口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免力度，强化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
不难发现，无论是班纳吉三人“从小事做起”的点滴积累，还是祖克曼“跨区域测算”的宏大叙事，都是对全球经济克服发展不均衡难题的不懈努力。无论是从教育和健康入手投资人力资源建设，还是支持经济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都为实现全球包容增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