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当前，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与成就，如何巩固既有成果，并扩大成果范围，需要我们从处理好改革成本与改革红利之间的关系、强化责任担当，以及破解制约改革推进的信息壁垒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国家治理 科学决策 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个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环境保护、脱贫攻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些历史性成就来之不易，继续扩大这些成就，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三个转变。
从关注改革成本到关注改革红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时明确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里所说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就蕴含着改革面临巨大成本的问题；“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则表明了政治家的远见和责任，这种远见和责任所要取得的，正是改革的红利。而要准确把握“成本”与“红利”的关系，实现和强化从关注改革成本到关注改革红利的转变，需要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
站上更高起点。一般来说，一些交易因为可能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无法实现，相应的，一些改革也可能因为改革成本太高而无法实施。这种局部、短期均衡的思维，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和效果。而要转变这一思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改革方向。首先要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认识到，改革成本为改革红利而存在，切忌因噎废食；其次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因此需多从供给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发展最大的潜力就源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源泉和韧性所在。
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从制度经济学来说，制度能否实现变迁，关键在于决定性主体能否承担起制度变迁的个别成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面临巨大的改革成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才能推进真正的改革，以及真正推进改革。在这里，党的全面领导，既是把握方向的领导，又是勇担改革成本的领导。对于如何承担改革成本，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的讲话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一方面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这涉及改革的一般成本问题和新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作为社会化的制度，最终都要一般化为整个社会的成本；而要让广大人民更好承担新制度的运行成本，改革的红利就必须惠及广大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深入推进共享发展，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的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从承担过失责任到勇担严格责任
更好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而这“关键一招”，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发展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实质上就是人们从承担过失责任，甚至从不负责任，转向了承担严格责任。经过40年来的发展积累，随着科技和制度的创新发展，我们在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潜在系统收益和相应的不确定性。而要应对这些新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巩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发展局面。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主人翁精神和共同体意识。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实质是对不确定性的及时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以共享单车为例，共享单车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收益，但是这些收益难以内化，更确切地说，内化系统收益的条件还不成熟。这就使得投资者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无数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实践，终将迎来“条件成熟”，实现系统收益的内部化。因此，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既要尊重企业家，同时为“条件成熟”创造条件。
弘扬主人翁精神。主人翁精神的核心是履职尽责，实质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一个社会中，企业家总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应对的都是确定性问题。然而，对于确定性问题的解决，也有质量上的差异；确定性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则关系着不确定问题解决的难易。“怎样才能更多，怎样才能更快，怎样才能更好，怎样才能更省”，这是我们的“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经常问自己的问题。他们都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因此，要继续大力弘扬时代楷模、弘扬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培育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一种集体主义，实质是一种信任和认同，它要求我们守护共同利益。从制度和合约的角度来说，基于成本的原因，任何制度、任何合约都有所谓的“漏洞”，因此，总有一部分收益会流于公共领域。这时，如果有人“寻租”，就有可能破坏这个制度或合约本身，甚至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时，就需要我们共建信任、增加认同，直至条件成熟，以完善制度或合约本身。这一点，越是面临困难，越是重要。从实践上来说，就是要继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积累社会资本。
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到利用信息不对称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信息一方面更加公开透明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不对称性。这种“严重”，有的源自“道德风险”，但更多的源自专业性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要囿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身，而要将关注点转移到利用信息不对称、提升专业化能力上来。
将打通信息壁垒作为科学决策的辅助。打通信息壁垒，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过往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身时，往往容易把产生信息不对称的事物一并消灭了。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我们为了解决医生的“诱导需求”问题，提出了很多限制医生行为的举措，但其中不少的举措都是无效的。医生的信息优势源自其专业性、源自当前医疗阶段的特性。因此，无论是电子病历、互联网挂号改革，还是网络问诊、移动医疗改革，这些打通信息壁垒的手段，都要服务于这一专业性，都要围绕服务医生，围绕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来推进。
将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科学决策的关键。处理好信息不对称问题，核心是提升专业化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这里“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本身就是专业化能力的提升，关键是推进供给在一定层次实现细分。仍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辅助决策，就是要一方面适时推动医生多点执业甚至自由执业、合理化医生收入，逐步实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多元化医疗服务供给质量，逐步实现医疗服务需求者和支付者角色的统一。
【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2]王文娟：《医改新出路——重新定义医疗服务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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