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和各类社会群体中的，由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意向构成的宏观的、动态的、突生的社会心理态势。我国当前的社会心态总体态势良好，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社会心态特点有其社会现实基础，更是直接与人们对社会的想象方式有关，重塑社会想象方式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关键切入点。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的特点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心态总体态势良好。表现如下：一是广大人民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较高。随着从严治党、反腐力度的加强，信任度有所提升，民意基础进一步巩固。民众对各类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充满积极期待，相信党和政府有决心、有能力解决好问题。二是对已有成就充满自豪感，对未来发展持乐观预期。人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际地位提升都是满意的、自豪的；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持乐观预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三是社会价值观务实理性，进取精神不减。当前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务实、实用的特点，更容易产生理性行为；虽然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化，但整体而言，追求上进、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的进取精神依然充沛，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基础。四是群际关系相对和谐，集群行动风险可控。虽然存在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但参与者尚无明确的阶级和阶层认同，集群行动主要是表达经济诉求，希望惩恶扬善，并无明确的政治诉求①，社会风险尚且可控。
社会心态是当下民众整体的、弥散性的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行为意向的综合体。毋庸讳言，社会心态的某些方面存在需要关注的消极问题。
第一，与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有关，相对剥夺感和怨恨情绪突出。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财富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与此有关的是弥漫在公众心里的“相对剥夺感”和“仇富”情绪，对富裕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如为富不仁、奢侈腐化），对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和难以打破的阶层壁垒的不满和愤怒②。
第二，与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就业机会的稀缺有关，社会焦虑与心理压力弥漫。例如，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择校成为广大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经常要面对的焦虑来源。在这一背景下，各种辅导班盛行，正常学校教育的作用受到干扰，教育的本质（培养人）有被教育市场不断异化的苗头，而广大家长则在择校压力和教育异化的两难中纠结、焦虑。教育、就业、医疗这些民生刚需，也是很多社会群体的主要压力源。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一些专业大学生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风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虽有好转，但依然存在。
第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延宕为泛化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过去几十年一直鼓励人们对物质和财富的合理追求，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工作动力。今天人们大多衣食无忧、物质生活富足，但有些人对物质和财富的迷恋，或者“拜物教”心态，已经形成一种“滞后存在”的惯习，并泛化为一种不断加强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另外，伴随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对竞争的鼓励，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人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减弱，而个体主义价值观在增强；其他一些积极的价值观，如诚信、友善均受到冲击，社会信任度下滑。
重塑人们认知和想象社会现实的方式
心理和心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心态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作为其基础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例如，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减缓，有赖于财富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家长对子女择校焦虑的消除，有赖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以及向上流动渠道的多样化。
社会心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未必是直接的映射，可能会存在“折射”，折射发生的中介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时空结构所形成的表征。换言之，人们如何认知和想象社会现实比现实本身更直接地决定了社会心态的特点。有学者从时间感知、空间观念与人际关联思维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带来的社会想象方式嬗变③，这一分析基本是合理的，下文结合社会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阐述其未来走向。
一是要从以“速度”为中心的时间感知，转换为“速度”与“品质”兼顾的感知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追求“速度”为鲜明特点。从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到很多城市建设所追求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再到GDP的迅速增长、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及互联网和高铁的不断提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像开足马力的列车飞速前进。之所以凡事追求速度，是因为我国作为后发型国家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艰巨的发展任务，这些国家用更漫长时间实现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要挤压到更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这种“多化叠加”意味着时间的短缺要靠速度弥补。不仅国家在竞速，国家目标会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社会不同群体、不同成员之间的竞速，从而让人们的时间感知格外敏感，形成了以“速度”为中心的时间感知模式。这一时间感知模式带来了积极、向上、进取的社会心态，带来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时俱进”的使命感，但也伴生着一些负面社会心态。例如，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产生急躁和浮躁情绪；凡事总要力图赶上发展的快节奏，而出现害怕落后、唯恐错过机会的普遍焦虑；现代化中的“多化叠加”带来人们适应社会的茫然和压力；随社会秩序迅速演进，传统价值观衰落而新型价值观不彰引发价值迷失和人生方向失焦。凡此种种，皆是“追赶型心态”的表现。
在发展模式上，不可能一味追求高速增长，也不能一味改革而不做积淀。当前我国强调高质量发展、强调“守正创新”，就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积极转换。速度和体量的增加都是解决外延问题，而品质才是内涵问题，内外兼顾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中。发展模式的转换会带来社会想象方式的变化，今后应形成相应的“速度”与“品质”兼顾的时间感知方式。这种新的时间感知方式的形成，不仅为现实的发展模式所决定的，还可以主动调整，以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需求。例如，将雄安新区建设定位为“千年大计”，反映出当今更从容的时间观念；人们逐渐形成了“快工作”与“慢生活”区分的时间观念，就是部分地还原了生活的本质——生活不是追逐比赛。
二是在空间表征上要从“分化”向“和合”转化。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做“分”的工作，通过分化的结构，打破一潭死水，点燃民众创富热情和社会活力。农村的包产到户、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要打破大锅饭，鼓励多劳多得；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均是根据地域空间差异分别施策；地方竞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引入地区竞争机制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由来更久的城乡分治，也是为了保证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物理空间之外，社会空间也在从简单结构走向不断分化。例如，原来的工农两大阶级，分化成了十大阶层或更多阶层；原来数量较少的职业类别，正不断分化出新的职业和行业。
物理和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化伴随的是利益格局、资源分配、发展机会的差异，从而诱发了社会流动。改革开放后，人们在空间结构中的位置不再稳定和固定，出现了频繁的变动和流动。就物理空间而言，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推动着人口、信息、资本和技术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国家之间不断流动、迁移、分散与聚集。就社会空间而言，在职业和阶层上的社会流动总体上依然强劲；虽然近年来有人在争论“阶层固化”，所谓“固化”只是向上流动的可能在减小，但向下坠落的风险却有增无减。
物理和社会空间结构不断分化、社会流动不断加剧的客观现实带来了人们认知现实的方式的变化：认识到空间结构的分化及其后果而主动寻求流动。人们从眷恋故土、安土重迁逐渐转变到走出家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从忠于职业岗位以求有序晋升，到学会在不断“跳槽”中寻求自我价值；深刻体验到社会分层的后果，从而不断寻求向上流动的阶梯，避免阶层下坠的危险。
当前社会心态的诸多特点，多源自这种对空间“分化”和“流动”的表征。就积极方面而言，对资源、利益和机会的结构性不均这一现实的认知，是个体人生梦想的来源，是推动其自我奋斗的动力；向上流动的成功，也是人生成就感、价值感、幸福感所在。这种空间表征的消极方面表现在：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均，会让很多人产生相对剥夺感、不公平感和失落感；人口的空间流动带来了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和陌生感；向上流动的失败，会积累挫折感和愤怒情绪；阶层下坠的焦虑，正是当下不断升温的择校热、报班热的心理根源。
如上所述，这种“分化”带来了发展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负面社会问题和社会心态问题。近年来，“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区域协同”“大城市群建设”“一带一路”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崭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在纠正以往过度强调“分化”的偏差，体现“和合”精神。“和合”也可以产生创新的动力，推动变革和发展。在分分合合之中，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社会心态也会因而重新形塑。
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思维在经历“群体取向”到“个体取向”的改变后，要建立“群己兼顾”的新模式。传统的家族、村落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式社区（大院）这类生活共同体的存在是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维系纽带，然而近几十年来对速度的追求，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在不断冲击着人与人的关系，瓦解这些生活共同体。人们的集体取向、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结在衰落，而代之以个体主义、原子化的生存方式。相应的社会秩序，从礼俗秩序逐渐转变为法律秩序。个体不再直接对他人负责，也不需要像原先那样绝对忠诚于特定的群体，而是要对法律制度规定的个人权利义务负责。不仅法治化，而且市场化，更是催生人们成为个人利益的主体，成为为个人利益算计的“经济人”，成为善于计算、精于选择的“理性人”。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思考人与人关系的方式，也从“群体取向”转换成“个体取向”。法治化的积极之处在于用制度去管理每个原子化的个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了无差异化和去人格化，让社会管理不为伦理纲常和差序格局所累；市场化的积极之处在于用价格和利益交换，给万事万物赋予了统一尺度和交易规则，而无关感情、道德、灵魂和信仰，无关主体的意义世界。总之，法治化和市场化所隐含的个体主义假定，是现代社会简化、统一“人的管理”的有效前提。然而，这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负面的社会心态，如日益强化的物质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他人取向与人际联结的持续衰落，社会信任与人际支持的弱化，道德情操与公序良俗的失守。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可在现代意义上着手建立“群己兼顾”的新模式。个体取向与群体取向、利己与利群、经济人与社会人均应是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它们是一个维度的两端，不可偏废。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法治化和市场化对“个体”价值和作用的认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弘扬国家认同，挖掘传统的伦理观和群体观，推广现代公益理念和契约精神，以此来校正狭隘的个体主义。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无论是积极面还是消极面，均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以人们对社会现实（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及变迁）的认知和想象方式作为中介。这种社会想象方式，在时间感知、空间表征和人际关联思维方面在不断嬗变，由此带来了纷繁芜杂的社会心态表现。我们要从社会现实根源以及人们对此的社会想象那里去寻找社会心态的前因，从而决定如何更好地培育社会心态。当前，通过改革来调整社会现实之外，可将社会想象方式的调谐作为统领和抓手，来培育社会心态。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