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对资本的系统研究和揭示，使我们对现代社会运行的核心驱动力量有了极为深入的认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不关注资本以及资本的发展，就不能理解和解释自马克思以来的社会变革。正是资本和资本形态的不断发展或拓展，现代社会从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到当代的全球化才有了可能。这并不是说资本决定一切，其他的驱动因素不重要了，而是想着重指出，资本发展到现在，已经具有了复杂的形态。本文意在结合社会的演变，对这个资本形态或者说“资本家族”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以期对相关方面的认识探索出一条有建设性的路径。
【关键词】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 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6
引言
资本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本文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本文要聚焦的，是资本这个概念的发展和拓展问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这个驱动着整个西方社会不停运转和不断震荡的动力源，也经历了多次蜕变，并逐渐形成了“资本家族”。更具体地说，本文将结合中国的国情，梳理这个资本概念的“家族”，并尝试着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讨论它们的意义。最后，探索性地提出资本的发展方向。所以，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原始意义上的资本或者说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及其演进。这包括经济资本、金融资本、风投和天使投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创意资本等，这些资本构成了“资本家族”。当然，马克思原始意义上的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的母胎。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资本在不同领域的延伸，演变成了资本的不同形态，分别对各自生成的领域施加影响。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资本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因此，也因为篇幅限制，本文首先梳理资本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接下来探索资本的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简要讨论各资本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发现，资本一直是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驱动力量。但是，资本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分别以经济和社会及文化等形态，出现了维系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延伸。正是这些延伸，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工业化及后工业化时代的震荡，同时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全球化。
资本的发展与经济
资本，不同于工业化社会之前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钱财或财产，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源。没有它，市场经济不能运转，也不可能发展。这里的意思是说，资本自身是有生命力的。资本有着天然的倾向向热爱它的人聚拢，然后像鬼魂一样依附在这些人身上，很难再分开。这些人过去一般叫资本家，现在也称之为企业家。至关重要的是，无论资本家还是企业家，他们都展示出只有资本附身的人才有的特征，即人格化资本。[1]人格化资本，或者说具备了生命力的资本的人格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资本积累，并且越快越多越好。为此，人格化资本分阶段先后启动了工业化、后工业化、全球化这些进程，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协助资本积累。
经济资本与工业化。既然人格化资本存在的意义就是聚拢财富或者说追求利润，那么其聚财的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做什么聚财。[2]所以，在人格化资本的引导下，无论是经营农业还是工业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所进行的是商品生产，即所有的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交易和利润。而后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各种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就是它们恰好在促进获取利润方面的效益非常突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农业机械化、工厂自动化（流水线）、火车等现代交通革命，等等。大型的机器进入农业生产，其本身就是资本。自然，工厂更是资本的聚集地。各种昂贵的现代生产工具的购置，是成为工业化资本家的必要条件。
启动和驱动工业化的是经济资本。以人格化资本的方式，经济资本的使命通过资本家来完成。这个转化，构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竞争。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他最大的噩梦便是被比他更强的对手消灭。因此，不断更新的技术让强者更强，资本更雄厚，成为生存的必要。在这个阶段，正是对技术的采用，展示出工业化阶段的非凡的特质。那就是，它生产出了自然界不曾存在过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是农药，或许是钢铁以及用钢铁制造的机车。总而言之，这些东西不曾在自然界存在过，不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它们完全是被发明的，是被创造出来的。因而，也代表了过去自然界不能提供的财富。简而言之，这个现代性展示出了工业化时代最为革命、最令人震惊的一面。这意味着，新财富出现，过去完全受土地制约的财富总量被打破，社会不再完全由零和游戏的法则来规范。这都要归结于代表经济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努力，当这种完全是创造出来的财富的比例不断增加的时候，不仅仅是资本家个人资产的增加，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改善。当然，生存环境的恶化，特别是人类对压迫劳工和污染自然界的放任，也使得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里想着重指出的是，对财富零和游戏的超越趋势，是经济资本的真正生命力和力量所在。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意味深长的。翻看中国历史，无论有多长、多复杂，我们总可以归纳出，自秦以后到满清，所实践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所运行的社会结构大致上是一致的，所遵循的意识形态主线或者说所倡导的文化也是数千年变化不大的，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也是大同小异的。帝王的朝代，讲究的是江山社稷。这个江山社稷，虽然不同朝代疆域或有变化，但任何一个朝代所能生产的财富上限大致上都是有定数的，因此，任何财富的分配，都必须接受这个数目限制，这也就从经济分配上决定了“零和游戏”的特性。零和游戏这个前提不变，其他也不会变。即便是改朝换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虽然历史告诉我们这两千多年来相对静止的经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任何变革。比方说，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应用，并不是一件“自然”事件。自然界中本无瓷器，是我们的先人创造出来的。虽然除了瓷器，还有一些其他产品，是中国古代的技术所致，都不是自然的，但它们一来从种类上说为数很少，二来在所应用的范围内也并没有对自然造成多么大的挑战。很显然，自秦以来，以土地为财富、以农业生产为生存手段的中国封建社会，其相关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深深扎入了自然中。因此，对任何“非自然”的事物都充满了敌意，未能产生出超自然的经济资本，从根本上失去了征服自然所需要的技术需求。人们习惯了生活在以自然为基本状态的零和游戏中，一遍遍重复，并没有产生变革的需求。
但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大炮和火车发出的声音震颤了北京的紫禁城。不仅仅是满清朝廷，还有民间的一些士绅，都强烈感受到了西方资本的力量，也逐步意识到西方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这套规则新，是因为它完全基于新的科学技术，以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大量的非自然界所能提供的产品。而且，从政治上讲，这个经济资本和它所带来的游戏规则，对皇帝的权威有着实质性的颠覆作用。对此，张之洞等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应对方式。这就是说，只能引进西方器具方面的商品。其他的都要遵循“中体西用”的准则加以驯服，直到它达到可以“用”的标准。这包括资本和“人格化的资本”。
驯服资本的办法包括把资本转化为官商的财富。在转化过程中，我们把“人格化的资本”系统地清理掉了。当我们从近代史中读到李鸿章死后为自己的后人留下了巨额财富后，[3]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资本”没有成为西方那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已经被转换为专制制度下官员的财富。当然，虽然财富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可以买到豪宅，财富可以买到娇妻仆人，财富可以买到亲情和友情，等等，但它不是资本，更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不会仅仅为追逐利润而存在于世。也就是说，财富大体上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本能的欲望，也会让你所能想象到的志向停留在满足本能欲望的层面。至于成为“价值追逐狂”，那是不懂享福的表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说中国民族资本家是软弱的。[4]
金融资本与后工业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早已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的使命，并且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的后期。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靠的是生产制造业，而后工业化阶段则是靠服务业。制造业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是它能提供优质就业机会，使社会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升成为可能；第二是发生在车间的大规模生产为工人们联合起来创造了条件，取得了相当的工作保障待遇；第三就是对环境的大规模污染。生产过剩的问题一出现，由金融资本启动的服务业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里的服务业既包括像华尔街那种金融业，也包括诸如麦当劳餐厅之类的低端行业。
金融业的核心是用钱生钱。通过金融机构开发出来的各种金融产品，非常高效地聚敛了民间的财富，被用来集中投资。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看到了颠覆常识的“小鱼吃大鱼”的兼并现象，也会发现所谓“金融杠杆”在消费者投资或消费决策中的作用。这就是说，金融资本通过异乎寻常的融资和投资手段，鼓励了那些敢于冒险但苦于经济资本不足的各类贪婪的冒险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着财富。当这种贪婪趋于极端的时候，终于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雷曼事件和两房危机这类典型的腐败现象。[5]但是，就社会而言，金融资本产生的影响，除了各类金融产品的泛滥，还造就了大量的在诸如麦当劳类服务业工作的人群。这些人从事着低薪无前途的职业，有一部分人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及生活的意义。换句话说，由金融资本驱动的后工业化，以服务业为基本支撑产业的消费社会，是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由于制造业的衰落或外迁，劳工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向了无保障低收入的服务业，中层的数量在减少，以华尔街为核心的金融人士则是空前的富裕。
诸如华尔街提供的专业服务固然重要，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提供服务业的，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类的金融寡头。事实上，西方社会全方位地进入了消费社会。在后工业化时代，对效率的要求，已经不局限在工业化时代工厂的生产线了，而是贯穿了整个社会。但是，总的来说，通过服务业而产生的财富，同样是“无中生有”，超越了“零和游戏”。无论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结伴开店，还是金融行业的“理财产品”，都是这样的逻辑。头碰头的直接竞争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以“分享共赢”而出现。这意味着相关的市场是可以没有边界的。在这种情况下，当辅助其运行的技术一旦成熟，整个过程便开始了。这个过程就是全球化。
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在这个后工业阶段，虽然财富的分配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分化，但正是由于财富大量汇集到一些巨大的公司和个人手里，形成了诸如华尔街这样实实在在的金融资本实体。这个金融资本实体，为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不是只有传统制造业才有可能开拓市场，任何具有资本积累潜力的人格化资本，特别是创新型的产业，都可以快速走向世界舞台。这个崭新的阶段，就是全球化。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互联网及各种前沿信息技术。
金融资本与全球化。全球化最核心的特征是跨界。跨国公司想去哪儿融资、生产、销售，就可以去哪儿。它们没有很强的国家边界概念，去哪儿都是“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驱动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来自跨国公司。说到底，就资本的积累来说，市场的大小是个致命的问题。开拓市场，是“人格化资本”义不容辞的责任，代表着资本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展示了非凡的力量和胆识。
工业化是生产，后工业化是消费，而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这其中包括物质和符号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当这些生产和消费一旦达到全球规模，便有十分复杂的合作和协调等问题的产生。解决此类问题，除了诸如一些技术类传播通讯类工具的扩散和应用，还需要金融机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盟，或者说资本主义同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苹果手机的设计和制造实际上是源于世界范围内的努力，而不是什么民族意义上的美国货。从生产和销售，都是全球现象，这是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但标志全球化特征的显然不只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消费。说到底，虽然规模不同，后工业化时代也是既有生产也有消费的。代表全球化最根本的是创意产业的普及。这里创意产业指的不仅仅是工艺品或者诸如“农家乐”或“民俗村”之类，事实上，它们也不是后工业化意义上的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指的是在假定所有人都有创意的条件下，通过在平台上的参与、分享、互动、竞争而脱颖而出的产品生产。这才是创意产业的产生过程。其产品，才叫创意产品。到目前为止，这类产业表现最突出的，是互联网平台上参与者所从事的产业。例如，早期的“微博”，今天的“抖音”等，都属于创意产业。
显然，创意产业产品的生产是源于个人的，或小团队的。这也是它和流水线生产的本质不同。这就是说，它不可能像批量生产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可以了。比方说，对于从事批量生产的工人，衡量标准可以是一致的，简单易行的。对于衡量批量产品的产品标准，就更简单了。这就极大地减少了投资方的投资风险。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资本的投入，但对创意产品衡量标准的复杂化，使得投资方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因此，随着资本的新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出现了。
天使投资和风投，解决的是企业的诞生、发明和创新问题。[6]虽然这些投资，特别是天使投资，都不一定是大额投资，但它们能解决企业一开始的花费问题。在初步展示了希望的情况下，风投则能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这里的关键是，虽然天使投资人中可能亲友比较多，但它是完全开放的。至于风险投资，则完全是资本为获得巨额利润而展示出的非凡勇气，它也具有开放的特征。我们知道，在工业化时期诞生的制造业大多以高投资为特点，传统的金融业，例如商业银行，它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本能在最大限度上满足这类产业的发展。但是，对于有着卓越创业理念和具体实施细则，但两手空空的人来说，这些银行却没有很多合适的渠道去支持他们，哪怕是这些创业者们的成功意味着惊天动地的世界性的变革。
资本在演化。从工业化时代无所不能的“经济资本”，衍生出后工业化叱咤风云的“金融资本”，再到全球化时代风行的“天使投资”和“风投”，展示了经济内涵的实质性变迁。由此产生了社会一直激烈的动荡。那么，这种动荡，或者说资本的不断变革，在中国这个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
资本与中国市场。西方一百多年前进入中国，首先进入的是牧师和商人，这都不是偶然的。除非具有宗教的热忱或人格化的资本，否则很难解释那些西方人历经风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原因。他们正是分别肩负着宗教和资本的使命，敢于冒险。前边讨论过，对人格化资本而言，发现和追逐市场，是其天然本性。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资本的到来，是因为我们社会一直基本上是资本的真空，是等待开发的市场沃土。
我们这个社会，一直有财主，包括地主及商人，等等。有的家大业大，甚至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但是，我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也没有现代市场的概念。钱主要是用来发展家庭，做生意也是为了自己的家族繁荣昌盛。在我国的小农经济专制社会里，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并不是很高的。他们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资本。他们的目标和立志做大官的士子们一样，是拥有“华屋、娇妻、奴仆”，等等。[7]所以，在晚清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与这些西方的商人们互动的时候，出现一系列冲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首先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商人，都没有商品的意识。手工业者自然是有的，但他们所生产的商品没有革新的压力，也没有开拓新市场的渴望。这就意味着没有工业化的需要。工业化指的是厂房、机器、流水线，以及这些设备批量生产的商品。与其相配套的银行、运输、交通、炮舰等合在一起，则成了当时到处殖民，用炮舰对外推销商品的工业化。
炮舰政策有效，殖民政策似乎也无往而不胜。但是，让炮舰为商品开道，固然有着“快刀斩乱麻”的功效，但主客之间的交流，也就停留在了这个层面。自清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门户之后，有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很快就有了极为清晰的纲领性对策。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8]具体的解释是，“师夷长技以制夷”。[9]这个政策一提出，虽然当时惹起一些争议，但“中体西用”这个方针，逐渐成为这个国家或者说民族的共识。
就资本而言，对它的引进，也是在“中体西用”的结构中进行的。在中国，神通广大的是钱，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不是资本。资本来到中国，它与商品和市场的关系被削弱了，从而使它慢慢具有了中国“钱”的功能。首先，来到中国的资本很难找到“人格化资本”的基础。自然，喜欢钱，这是普遍的，但用钱做什么，则存在很大的区别。中国人讲究使钱，一是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成员使钱，摆平各种需要摆平的公或私的关系，从而使自己或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说，即便是赚钱，也需要用钱去为各种关系铺路，包括与政府相关负责官员的关系。这从这些年对社会的贪腐治理可见一斑。二是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有体面舒适的生活。当然有的人会用钱来投资甚至放高利贷，但以此为志业的，并不是社会的主流。换句话说，钱在我们的社会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属性，资本属性远不是第一位的。
改革开放以来，钱的资本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因为缺乏相关的制约，每当它以资本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常常展示出它的莽撞和短视的贪婪。这就是说，中国当代的人格化资本，往往有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和它们在现代西方扮演的角色有所差异。就金融资本而言，更是如此。诸如我国股票市场及民间融资出现的问题，对此似乎是个很好的说明。
然而资本对于新技术的敏感，在我国的表现则非常突出。我国市场上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繁荣都曾引起世界上相关行业的瞩目。它们关注的项目，虽然多具有“山寨”的性质。但很多关系到网络和其他朝阳产业的前沿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它还是有巨大的意义。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和我们从西方引入的其他产品一样，资本也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资本也并非完全淹没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深海里。事实上，它们借助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的驱动力，不仅仅对西方，而且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管理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
资本的发展与社会
我们上边的讨论，可以简要表述为，经济资本支撑的是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金融资本驱动的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风投和天使支持的则是全球化时代的创意产业。这里，创意产业主要是指以用户为产品生产的或创造的贡献者。这也基本上是互联网平台上所代表的现象。用户们提供或生产和分享他们各自的创意产品，并从中得到赞赏甚至酬劳。作为个体，生活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介入相关的经济生活的资源则是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显然，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各种适应时代具有不同属性的资本。这包括经济资本、金融资本、天使投资和风投。积累和使用这些资本的能力，基本上就反映在具有相应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上。换句话说，当我们接触诸如“人格化资本”这类概念时，我们一般理解为它是驱动过去早期和中期工业化时代的原动力。但到了工业化后期，要想更加快速和有效地创造财富和积累资本，就不得不拓展资本的属性，从而使得驱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动力不断发生着变化，整个社会也随之发生剧烈的变革。这些变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经过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目前正在全球化的号角下加速往前推进。这是因为，就财富的空前创造和积累而言，不同阶段的资本配置，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也不同。接下来我们讨论资本的演进和社会生活的变异。
这里的核心是，当资本成为“人格化”资本之后，它本身就会通过他的拥有者不懈地为它自身的积累而奋斗。每当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社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比方说，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社会流动，性解放和离婚率的剧增，男女平等的倡导，双休日，消费行为的变化，体育的流行等，虽不能说是决定性的，但无不和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有实质性关联。但是，资本的诞生需要合适的文化，资本的发展需要合适的社会。我们说资本可以拓展为经济资本、金融资本、天使投资、风投，但这些资本只有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创意资本等的协助下，才能得到迅猛发展。
社会资本与工业化。社会资本是为资本的加速积累而出现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本。在我国，大富之人，虽自古有之，但他们不是人格化资本，而是财主。财主是财富的主人。财主自然要好好看护好自己的财富，但也止于此。他不能很好地辨析零和游戏和合作共赢之间的区别，也并不认为把一切都当成商品，赚更多的钱，是唯一的生活路径和人生乐趣。作为财主，他要享受，他要三妻四妾，他要豪宅，他要仆人。总之他要寻求的是能充分满足生物本能的生活，并且实现传宗接代的目标。那么，他靠什么来维持的他的财富和地位呢？回答是，“富不过三代”。这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靠运气。但这不是资本的命运。当然，只有在动态的方式下，具备了和资本相适应的社会，资本才能与社会共存和不断发展。这样说，其意义在于，如果二者互不适应，那么资本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理，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问，中国社会的结构与资本的发展是相冲突还是相适应呢？
从微观上说，社会资本解决的是个人在激烈的社会生活中维持自己社会存在的重要资本。从宏观上讲，则意味着一个集团或国家更大范围的担待和期待。在工业化社会，自然是经济资本决定着社会的运行和运行方向。比方说，工业化意味着社会流动，意味着城市化。那么，当人们来到城市做工和建立家庭，面对陌生的一切，工厂里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家庭里繁重的家务，孩子的教育问题，与陌生邻居的信任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也就是所谓社区问题。这是对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的微观解释。
在工业化时期，西方的社区虽然大多由陌生的新城里人组成，但是他们团结紧密，邻里相助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交通和通信的不发达，到汽车和电话普及之前，人们的生活一直围绕着社区展开。工人们在工厂辛苦一天回到家里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整，家庭主妇在和邻里的互动中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子。这类圈子，多以情感支持、信息交换、互通有无等为核心内涵。这就是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社会资本越丰富的，所付出的情感支持越多，给予的信息越多，出借的诸如油盐酱醋茶之类越频繁，人缘越好，威信越高，等于是在社区的圈子里存下了可以随时兑现的社会资本。这资本对社区生活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资本，而且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资本，人们等于居住在无依无靠的荒岛上，经济资本也就失去了进一步积累的可能。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实力。硬实力靠的是金钱或者说经济资本，而软实力靠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脉。例如，迄今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做的，就是想办法把美国这百年来在世界上的圈子里积累的社会资本兑现，兑现为现金。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总实力应该硬软平衡。如果美国在世界上各个集团中的社会资本趋于归零，就等于是放弃了以自由女神像为代表的软实力，那它就真的没啥可怕的了。[10]
但从微观上讲，我国社会资本的流动和经济资本的流动，和西方的情况区别很大。比方说，我们所谓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指“人脉”或者“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不同，我们因为不信任而特别强调“信任”。所以，我们的所谓社区，或者说社会网络，也就是由“同事、同学、战友、老乡”等组成的“圈子”。当然，最为核心的，具有最高信任度的圈子，是自己的血亲和姻亲。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范围或者生活圈子是相对有限的。对我们来说，除了血亲和姻亲，我们的社会关系一般局限在邻里、同学、战友、老乡、同事等和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圈子里。后来条件改善了，自行车开始普及，但自行车所带来的自由不足以打破这个传统的以熟人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讲，除了储蓄、银行，普通人几乎和经济资本和金融资本没什么关系。因为社会关系的稳定，社会资本也很难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真正驱动人们改变社会资本现状的依然是资本。
我们知道，经营生意或生产，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类信息常常以社会资本的形式，储存在社会网络中。人们只有加入社会人际关系网，才能获得网络内流动的各种相关信息。这个社会网络分别由家人亲戚、邻里、校友、战友、同事等构成，它的前提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烙印：家文化！扩展开来就是血缘或准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文化。真正在社会网络操作层面运行的是情谊观。[11]你的家庭及出身状况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加入的其他圈子。但信息的获得，需要超出家庭以外的圈子。情感支持的获得，一般会在亲人之间。至于其他生活方面的工具性支持，则散布在所有的圈子。显然，社会资本是情谊观的实践。社会资本的多寡，取决于一个人的情义积累。这就是说，社会资本由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组成。
按照我国社会传统，即便是商业公司的组建也是按照“情义”的原则进行的。那么这个情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情义，就是人情。这次我帮了你，你欠我一个人情。下次我需要的时候，你得通过帮我的方式，还我的人情。这就是人情的具体运用。事实上，这就是熟人之间一场接一场的交易，交易需要货币，人情在这里，就起到了“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社会资本主要指的就是这类“货币”。它的核心是，别人欠你的人情越多，则你的社会资本越雄厚，反之亦然。这就是说，所谓的“情义观”本质上是利益的算计。
但是，如果获得社会资本的主要是基于“情义”的社会网络，其负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情义”空间的扩张，都是对法治和规则的压缩。二者之间是属于零和博弈性质，处于“不是你压住我，就是我压住你”的状态，没有平等共存的社会基础。比方说，当我们为了私利，通过使用社会资本来让某个法规妥协的时候，就为腐败提供了切入口，让政治权力得以发挥。当这种“情义”或“人情”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则会导致法治的全面崩溃。任何政治制度，所谓“情义”或“人情”的横行，都是颠覆现代社会稳定的利器。
就经济发展而言，“情义”或“人情”直接导致了社会网络的封闭性。按照我国的文化伦理传统，讲究的是“亲亲”。这实际上就界定了我们的社会网络的边界。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社会网络内，家人、亲戚、熟人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的，被划入包括“同学”“同事”“战友”等的“外人”这一栏，或者“生人”这一栏而被排斥。问题是，无论“外人”还是“生人”，往往是掌握优质新鲜信息的人。[12]这样，无论何种“资本”，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停滞在了家庭或家族这个层面，并没有很多跨地区开拓的需要，更不用说有意识地为市场跨国开拓了。这就意味着对任何可以带来变革的新技术的麻木和缺乏敬畏。在西方，从本土社区的突围是从对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提倡和重视开始的。的确，正如下边展示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对社会资本都有重要的影响。
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与后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的高速积累遇到了几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是由于大量采用流水线和机器，在商品的批量生产中，解放了大批的劳工；第二是商品生产的过剩；第三涉及到的则是公司的继承和管理问题。第一个问题会引发劳工过剩或者说失业问题。第二个问题强调的是扩展市场的必要性，这就需要解决工业化以来维持的节俭等消费价值观问题，也就是文化资本问题。第三个则是如何让公司规避诸如“富不过三代”的风险问题，这说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我们首先来看看人力资本问题。
就资本的积累来说，市场的大小是个致命的问题。开拓市场，是“人格化资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开拓市场所面对的阻力，除了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外，家族生意自身的生存逻辑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首先，家族有个继承人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的人，对此应该都有所体会，那就是“富不过三代”的宿命预言。且不说开拓市场，如果资本的控制局限于血亲手里，或者说一旦落入社会资本有限的人手里，信息的流动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么在剧烈竞争的市场中能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小。此外，伴随着工业化时代新技术不断被采用，生产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一切都需要新的管理技能，这也给家族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开始融入“人格化资本”的逻辑。人力资本一般指的是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和技术能力等。[13]换句话说，人力资本属于后天所学和积累到的东西。既然这样，家族企业完全可以雇佣商学院的毕业生作为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自己的家族企业。这就是说，在资本的发展和积累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出现，通过引入超越血亲和姻亲的人才，拓展了人格化资本的信息和管理圈子，解决了社会资本的流动和积累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问题，从而为人格化资本使命的传承提供了通道。除了管理的需要，生产的日益复杂也对相关具有雄厚人力资本的人产生了极大的需求，由此也极大促进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流动。
经济的发展，显然不能仅仅表现为物质消费的提高，如果对于消费什么、如何消费没有认真的考虑和引导，任其自由发展，将会使得一个社会迅速堕落沉沦。“八旗子弟”现象，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小农经济社会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本。根据布迪厄的定义，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的类型、技能、教育，任何一种个人可以让他自己在社会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优势，包括他人对自己高度的期许。父母给与孩子们文化资本，可以把教育体系变成舒适且熟悉的地方而使他们易于成功的态度及知识”。[14]这里的关键是要获得社会的认可，也就是主流社会的认可。因此，要想获得期待的成功，首先就必须让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主流有充分的认同和认可。换句话说，认同和认可的程度，反映了文化资本的多寡。具体到一个公司，文化资本则直截了当，它分为员工的精神面貌、着装、公司的形象等外在的器物资本。这个是可以通过各种培训、教育和有关文化活动来构建的。[15]这样，通过文化资本，解决了一个公司或国家的运营方向问题。
此外，这个文化资本同时需要关注到社会的转型问题。前边提到过，西方社会在工业化时代处于积累期，所以主流文化需要强调节俭。但到了工业化后期，由于商品生产日益自动化，商品积累问题成为突出问题。这个时候再强调节俭，那就非常不合时宜了。所以，当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其实也就是进入了消费社会，一个由主流文化资本引导的消费社会。这个转型，其话语表现为从“勤俭持家”到“能挣会花”的转变。这点我们和西方的经历是一致的。“人格化资本”的本能就是永不满足的增值。这个“永不满足”，预示了对社会不停顿的要求。换句话说，社会需要不停的变革才能满足这个要求。[16]比方说，国内市场饱和了，就需要到海外扩张。海外市场增值的极限达到了，则会开拓虚拟空间。更具体的例子，当生产需要家庭支撑的时候，意识形态则应以捍卫家庭为主旋律。当消费成为资本最核心的要求的时候，离婚率就会升高。总之，在西方，这是个互动的过程，但路径是由“人格化的资本”所主导的，其核心是通过变革寻求利润增值。
简言之，西方的资本要求具有“人格化的资本”特征，有它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在后工业化时期，经济资本以金融资本为后盾，社会以转换为消费相配合，文化资本则以消费文化为核心，人力资本强化了工商管理训练。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有着适合后工业化进程的配置。在我国，文化资本主要源于家庭和家族，它给你从适应甚至喜欢到成为其中充满活力的一员的文化环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群是社会的，但凝聚这个群的，则是文化。基于血亲和姻亲的文化资本在确保人力资本的有效到达方面，有其先天的不足。不过，全球化进程给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带来新的挑战，就不仅仅是不足的问题了。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创意资本”与全球化。我们知道，资本在演变，产业也在不断转型。工业化对应的是制造业，后工业化对应的是服务业，而全球化的主导产业则是创意产业。这个创意产业，主要是由“数字资本”支撑的。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积极地参与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驱动的，其核心是以全球为着眼点，为资本的增值而展开的一个过程。跨国公司或许是资本的终极表现。最新的发展则是对以数字加密货币为代表的新技术投入。既然跨国公司是“人格化资本”的代表，那么它的行为同样没有任何“情感”可言。“资产者没有祖国”，同样也不会有“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诸如比特币这样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其客观作用就是对国家金融主权比较彻底的颠覆。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则是对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终结。
创意资本，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资本。这种资本从工业化时代的厂房里的机器，或后工业化时代工厂广泛采用的机器人，转换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创意能力。创意能力实现得越成功，创意资本就会越大。这个创意能力的充分体现机会，就存在于万物互联之中。互联网的终极表现形式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互联。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互动。这些互动，有的亟需核实，例如，契约和交易，这就需要一种不但风险为零，而且又能绝对保证相关方隐私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这是一种理论上视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为无物，不受政府任何控制，仅由区块链技术对发生的交易记账并核实真伪，任何人都可以发行的货币。
我们说的“任何人”，是以全球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互联网的根本意义所在。此外，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卓越应用能力，地球上不但任何想交易的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为零，而且社会距离也不再是障碍。全球化的主导产业、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个以加密数字货币为媒介，万物互联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创意产业假设地球上任何人都有创意的可能，并用万物互联的网来支持他们实现他们创意。这自然涉及“无门槛、分享、互动、开放、主动”这些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奠定的价值观念。而对创意者分享创意产品并获得成功的最理想奖赏则莫过于数字加密货币的打赏。当然，其他互通有无的交易也都能得到数字加密货币的支持。[17]这对那些有天赋，但缺少舞台的人，就是一个无保留的解放，是彻底的机会平等。比如，目前我国“抖音”平台的繁荣，起码清晰地展示了机会平等的基本内涵。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数字加密货币要打破的是传统国家对货币的垄断，那么数字加密货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则是让普通地球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易时消除不确定性的工具。换句话说，区块链通过它独特的记账系统，解决的是任何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这个是意味深长的。在中国社会，想逃脱以血亲和姻亲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网络而发展社会资本极为不易。同样，任何与传统文化相抵触的文化资本的形成也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不管是海外华人的企业还是大陆的民企，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一些处于时代前沿企业外，都很难逃脱在家族里出生和发展，最后衰败或死在家族里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血亲，基本上对谁都不信任。为了避免受欺骗，放弃了很多机会。而这正是区块链类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
总的说来，在全球化时代，你的创意能力，就是你的资本，也就是创意资本。万物互联发展的进程，为创意形成创意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人们通过展示和分享自己的创意，而获得创意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中的“人情”元素变弱了。你通过你的创意分享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的社区就是基于“趣缘”的社会人际关系网，同时也不用刻意追求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了。万物互联，万物平等。而协助这些行动的，则是互联网媒介平台，其最终的指向是以比特币类加密货币为基础的创意资本。这就是说，网络媒介平台，就是所谓“自带市场”的新媒体。
“资本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上边所展示的，从工业化到全球化，世界上很多国家所经历的变革，都是由“人格化资本”所驱动的。这其中，为了加速积累，资本本身也衍生出一系列的资本形式。这些不同的资本形式，诞生于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十分明确的使命指向，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尝试讨论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结构，并指出其意义。
首先，在本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指出，资本之所以能转变为人格化资本，并一直保持着旺盛活力，这与它驱动的市场经济和对科学技术的偏爱是分不开的。市场经济加科学技术，创造出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曾存在的商品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了超越“零和游戏”这个伟大的变革。这些资本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分别驱动了相应的社会进程。到了全球化时代，甚至出现了要全面超越“零和游戏”的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创意产业”经济。[18]这就是说，资本要保持不间断的快速积累，需要社会不断地重组和变革，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动荡”和“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9]只不过不管是“震荡”还是“持久的不安定”，都是朝着脱离“自然”方向运行的。
脱离自然的意识形态，是从认识自然的科学启动的，而具体的实施，则是由技术完成的，其具体表现就是一系列的现代性。我们讲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创意资本，这一步步的演进，其实就是现代性越来越强烈的表示。而这些脱离了现实货币和资产的资本，又无不源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原始资本。只不过那个资本也拓展出了金融资本和风险投资这类基础资本。说这类资本基础，指的是它们在“人格化资本”的协调下所产生的惊人驱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基础资本，消费社会便不能形成，全球化进程也不可能起飞。
后工业化金融资本的发展和繁荣，是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性必须。当工业化阶段的制造业大力发展，所生产的商品供过于求的时候，消费便是盈利的关键所在。而金融资本则是驱动消费社会的根本力量。无论是文化资本的形成还是人力资本的成熟，都离不开消费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说，不同于工业化社会，在后工业化社会，直接驱动社会进程的是和贷款和信用卡联系在一起的金融资本，而文化资本则为把社会从节俭型转变为消费型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人力资本，不但MBA成为学生们追逐的热门学位，任何与市场及营销相关的专业都成为被青睐的专业。
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资本驱动，并产生着越来越超越“零和游戏”的新生事物。虽然这些新生事物往往有着超越的特性，但他们展示出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传统既定利益者们及他们从事的行业与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关。整个过程令人惊诧，因为所谓的“新生事物”所向披靡，结果往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背后，是雄厚的相关资本。就目前的发展而言，这些资本所驱动的就是所谓“自带市场”的新媒体。由此而产生的软硬实力，使得整个社会和经济的革命性变革显得那么的轻而易举。
笼统的说，经济资本支撑的是硬实力，而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意资本在内的这类资本支撑的是软实力。软硬配合得当，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力量把我们带入现代化，参与全球化。如果仅仅强调硬实力，这些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同理，如果不以积累资本为基本目标，我们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创意资本也就失去了指向，发展不起来。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具体到我们的社会，文化资本界定了社会网络的边界，人力资本则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延伸程度。这也就等于说是给社会资本的流动量和指向提供了结构性框架。我们倾向于无条件信任我们的家人，而对外人，视社会距离的远近，或多或少，总是具有相当的戒备。这种戒备，给家族企业的延续带来了直接的挑战，使得企业发展困难重重。这就是说，当“资本”这个概念被引进到我国的时候，我们按照一贯的“中体西用”原则把它被“驯服”了。西方带有清教痕迹的“人格化资本”也失去了生命力。
所谓的“资本被驯服”以及让“人格化资本”消失，就是通过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把资本转换为适合中国本土社会的财富。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不同于西方的社会资本。有钱人本身就是一种显赫身份的象征，这个象征就是可兑现的“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主要并不是被用来提供精神支持以及交流信息，而是为获取实质性利益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社会资本”主要是在与官员们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更直白的说，主要是被用来维护家庭和家族利益。为了维护家庭和家族利益，与官员交往，或为项目，或为自己的生意绕开某些政策法规，或为摆平任何给自己或自己的家族带来巨大伤害的事情。如此，付出的自然也是财富。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本身也是一种生意。对有钱人来说，它无关情感，基本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或发展自己的商业经营而采取的妥协相关政策法规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是中国人常说的“关系”，马克思意义上的“人格化资本”反而变得懒惰了，对通过新的发明或采用新的技术来聚敛财富也不够敏感了。
当然，各种被认为有用的关系圈子还包括医生和律师等，但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别是有家族企业或生意要维护的时候，展示社会资本的是与官员的交往。而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接触到相关的官员。人力资本直指同学圈子。这个圈子除了常常能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以外，也是通往社会的重要桥梁。比方说，同学圈子里的同学，或许能提供你需要的政界方面的关系。文化资本则多源于家庭和家族，它给你从适应甚至喜欢到成为其中充满活力的一员的文化环境。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资本界定了社会网络的边界，人力资本则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延伸程度。
不论穷富，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们总是要交往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谚语说明了在人际层面“社会资本”的流动指向。有钱人在他们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有着天然的社会资本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拓展了他们积累财富所需要的人脉。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传统，以“血亲”和“姻亲”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和信任限制，除了和官员的来往，所谓“社会资本”的流动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说到底，无论是和官员们的交往，还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人脉拓展，都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但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和封闭性。这个“地域性”和“封闭性”，只有在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才逐步受到挑战。
自然，在西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以性解放和其他激进行为代表的青年运动，给传统的家庭等制度带来很大的文化冲击，但相关的传统意识形态，并没有解体。真正给传统的文化带来实质性挑战的，是在全球化时代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文化。不管是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是传统的有影响力的东方文化，例如，我们民族的孔孟学说，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宏大叙事”。而互联网善于传播的，互联网用户善于分享的，是越来越碎的碎片传播。这就是说，互联网这一技术，偏向于碎片化，“宏大叙事”则注定是会被冷落的。
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传播是以互动著称的。互动产生印象。印象一旦出现，被加强易，被反转难。印象在众多的互动过程中被多次加强后产生舆论。当舆论足够强大时，则有可能产生结构，形成规则，甚至上升到制度。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这个舆论如果是在民主和没有门槛的条件下，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它只能是碎片类的舆论。比方说，当一些微博用户说“坏人变老了”的时候，可能用的就是一个个别案例。用户并不在乎这是不是系统研究的成果，不管舆论领袖出于什么目的，一旦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印象，就有形成舆论的可能。这样，连解构都不用，原有的基于统计数字的相关研究结果被直接无视了。这种传播模式，极适宜解构原有的链条，而不是打破它以后，又产生一条类似的链条。不同于过去的“推陈出新”模式，新产生的舆论，不但气势澎湃，而且易消散，常常是毁灭性的。进一步说，这种碎片类的传播模式，有着解构传统的传播模式和社会结构或制度可能，从而极大地释放社会资本流动的范围。
碎片化传播的力量和效果，自然不限于网络舆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另外一个革命性案例是美国在线课程的理念。一节课不再是50分钟，也不是30分钟，而是10分钟。这越来越散碎的节奏，却能极大地协助上课的人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而在线教育围绕着一门门课所形成的遍布全球的社区，则毫无疑问地拓展或者说改变了参与者的文化资本。至于互联网的无边界性，从根本上指的是多元化。多元化，强调横向的，或者说水平的多元化，而不是任何单一的文化，这属于全球化时代强调的文化资本。这些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加，进而助推了经济资本的积累速度。
结论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我国遇到了西方不断地挑战。这其中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所谓“资本”或“人格化资本”，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是由“资本”驱动，“人格化资本”协调的。其本质是它的非自然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要害在于脱离“自然”，摆脱基于土地和狩猎等的自然生产，不断地拓展超越自然的商品和市场。最近因互联网而出现的“虚拟空间”，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展示出的一个极为夸张和鲜明的例子罢了。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初步梳理了“资本家族”里各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资本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家族”。资本的力量，在于具有不同特征的资本之间的组合和匹配。一般来说，经济资本决定硬实力，社会资本等驱动的则是软实力。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认真审视这些资本的组合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恰当的组合和匹配，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但是，就社会的变革而言，对于各国的制度和结构而言，大约没有什么能比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的资本，所谓风险投资和创意资本带来的挑战更严峻了。前者代表了全球化时代资本的硬实力，后者则指向资本的软实力。这二者合在一起，则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变革的根本驱动力，具体呈现就是所谓的“物联网”。如果说互联网解决的是全球化的言说问题，那么万物相连的物联网解决的则是行动问题。不论“言说”还是“行动”，挑战的都是国家及国家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阻力，也就是说对资本增值的阻力。就行动而言，目前最突出的莫过于数字加密货币对国家金融主权的挑战。至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解决的则是陌生人之间互动过程中的信任问题。这就是说，在这类技术的引导下，社会资本将会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超越物理距离的人际关系网中得到积累和兑现。而社会生活的碎片化，则直接解构着传统的“宏大叙事”所展示的神圣和高贵，从而进入具有全球化风味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文化资本时代。至于人力资本，以西方为坐标的教育普及，基本上保证了全球化时代对人才储备的需求。合在一起，这些“资本”将为“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运行提供保证，从而使得未来的世界更加“震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2]参阅《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9页。
[3]张珊：《李鸿章遗产是如何分配的？》，《人民文摘》，2009年第7期。
[4]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民族资产阶级心态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5]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百度百科，“雷曼事件”，https://baike.baidu.com/item/雷曼事件/942492，上网时间：2018年9月23日；两房是指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两房的主要目的就是购买银行的贷款，然后打包成MBS、CDO等衍生产品销售给其他投资人。两房危机，又名次贷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通俗演义。百度百科，“两房危机”，https://baike.baidu.com/item/两房危机/1246176?fr=aladdin，上网时间：2018年9月23日。
[6]《天使投资和VC有什么区别？》，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1760019222332305&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4日。
[7]牛建强：《明代山人群的生成所投射出的社会意义》，《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第32页。
[8]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学为体，西学为用/441753?fr=aladdin，上网时间：2018年10月28日。
[9]“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师夷长技以制夷/441524?fromtitle=师夷长技&fromid=6998169，上网时间：2018年10月28日。
[10]同理，社会流传的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有缺陷，不是落后就要挨打，是经济资本（硬实力）和社会资本（软实力）的贫乏或不平衡就会受到挨打的挑战。
[11]正和岛：《我花了20年研究华为：绝大多数失败的企业，都毁在了老板的自私上》，今日头条，https://www.toutiao.com/a6597307342088307203/?iid=43039721931&app=news_article&group_id=6597307342088307203&article_category=stock×tamp=1536101041，上网时间：2018年9月5日。
[12]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pp. 1360-1830.
[13]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3a091c5fbe23482fb4da4cd2.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4日。
[14]百度文库，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698124.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4日。
[15]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文化资本/1465450?fr=aladdin于2018/12/14，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4日。
[16]参见杨伯漵：《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事实上，甚至一些越轨行为及犯罪行为都得到了数字货币的协助。
[18]参阅杨伯溆、吴靖、师曾志：《“创意”与“产业”：新媒介传播环境下创意产业初探》，《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
[19]《马克思恩格斯》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Capital in the Social Process: A Core Driving Force
Yang Boxu
Abstract: Marx's systematic study and revelation of capital have given u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the oper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realize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or explain the social changes since Marx's time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capital and its development. It i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r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its forms that make it possible for modern society to go from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o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capital decides everything, and other driving factors are not important, but to emphasiz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o date has had a complex form.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is capital form or "capital family" in the light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order to explore a constructive path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aspects.
Keywords: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hange
杨伯漵，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全球传播与社会、新媒介与社会等。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起源、发展与影响》等。
责 编／马冰莹
